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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书友处借到上海广益书局
1951年版的《歌舞春秋》闲读,发现这本书的作者张豂子,正是那位在五四运动前夕,因为写文章批驳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京剧观,居然被北大开革的那
位学生张厚载。对于这段史料错在何人的争议,前些年在学术界是人言言殊,各执一词。学者邵建曾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与胡适的生平为人,来为胡适“辩诬”,
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因为学生和自己的意见不同,胡适就会把他开除,且不说胡适当时也没有这个权力。”
而相信这段史实的人则认为,当年北大长期被胡适及其同人经营,也干过不少打击异己、迫害异端的事情,胡适们所谓的“宽容”,不过仅仅是自由主义者的招牌而已。


《歌舞春秋》的书后附录,有署名余苍的发表在1951年《亦报》上的文章,题目叫《新青年谈屑》,是这样评介当年这段史实的:

 

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昆曲卒至废
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这个话本来不错,毛病却出在他自己在“俗剧”下又加注一句:“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之京调高腔皆是也。”高腔即弋阳调,它的命运
与昆曲一样,早被所谓“俗剧”给打跑了,从来没有高腔起而代替昆曲的事。北大学生张厚载根据这一点,写信指出胡老师的错误,胡老师却强辩道:“我所说的高
腔,是指四川的高腔,不是指弋阳腔的高腔”。后来刘半农、钱玄同等又纷起而答辩,硬说“京剧完全废唱而归于说白”,是可能的。这些都证明他们对于京剧的认
识其实都很有限,还要强不知以为知,也很缺少接受批评的雅量。这个特征,表现在《新青年》右派诸人的身上最为强烈。打开《新青年》的通信栏的文字来看,关
于各种问题向他们提意见的人很多,却从来不见他们有认错的表示。第一个是钱玄同,往往用很不恭敬的句法把对方臭骂一通。

 

当然,把胡适称为“右派”,是解放后的把胡适政治脸谱化的惯用称谓。但书中节录了张厚载即张豂子本人发表在1951年4月15日《亦报》上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五四前夕他被北大校方开革的原委,这段文字如下:

 

张说他其时替
北京报纸写剧评,最初还得到蔡孑民校长的称许,蔡先生找他去谈话,告诉他:大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校外活动。不过劝他要旷观域外,对欧美戏剧的源流和发展,也
应作一研究。后来豂子为了投书《新青年》,指摘胡适谈剧的错误(属于常识性的),同时他又在京报中,公开反对钱玄同的打击京剧论(钱先生是主张无条件地毁
灭京剧,尤其是反对京剧中的许多丑
恶的形象,指斥脸谱为“粪谱”。)因之颇为胡钱几位老师所不喜,这已经种下了他日后被开革的根。

 

豂子在北大为法科政治系,仅差两个月就毕业,面临开除,当然心有未甘,他去找蔡校长,校长推之评议会,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既又推之校长。本班全体同学替他请愿,不行,甚至于教育总长傅增湘(沅叔)
替他写信,也不行。他因为校中挂牌开革,理由是“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特请他所担任通讯的新申报出为辩白,列举所作的通信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足以构
成“破坏校誉”之罪,结果仍不能免除处分。蔡校长给了他一纸成绩证明书,叫他去天津北洋大学转学们仍可在本学期毕业,他却心灰意冷,即此辍学了。


根据张厚载本人的叙述,可以看到,胡适在开除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问题上,即便真如邵建所讲的那样,不会这样做也没有这个权力,但起码是他对被开除的张厚载
没有像别人那样施以援手,这正是应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

死”的那句典故。连本班的同学都为此请愿了,教育总长也说话了,蔡元培校长也在为学生寻找出路,偏偏是主要当事人的评议会负责人胡适,却是态度暧昧,而且
还像踢皮球一样地相互推诿,缺少的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细考起来,张厚载不过是一个喜欢与上面唱点反调、在京沪几家报纸上发表点剧评的北大学
生,是年轻人常见的一种勇气。而几乎云集了新文化运动中所有骁将的北大,竟不能容忍这样
一个异端,遂以“本校布告”的形式,说什么“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
学。”由此可见,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面对反对自己的人,更需要一种恢弘的包容与雅量。
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就有一句名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所以更无法指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那种自由境界了!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百年纪念的日子。其实,对于张
厚载的个人悲剧,我们今天也毋须为尊者讳和为贤者讳,过多的遮掩反倒有损于伟人的形象。连晚年的胡适,都说过“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
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被人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在晚年所写的《容忍与自由》中,曾反省
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几个不宽容态度时,说:“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但
是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没有提到四十年前自己在开除张厚载一事上的态度。至于本书中张厚载个人所叙述的这段公案,是否也有史实上的出入,那就有待于史家的进
一步考证了。
韩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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