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文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29日。
9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上街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以爱国的名义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付出了当场被捕32人的代价。五四运动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路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其中发挥了既不可替代又相对节制的关键性作用。
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1919年5月11日，由《新青年》同人也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负责编辑的《每周评论》，以“亿万”的署名刊登《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其中较为翔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关于五四运动的酝酿，“亿万”谈到最近一个星期里，由于得到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国民的愤怒达到极点，不仅各地纷纷行动起来，而且还相互串联，“山东人到北京来，北京的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在5月3日这一天，包括“政界、商人、学生、还有少数军人”在内的“北京市民”集了许多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
所谓“国民外交会”，就是由“国民外交协会”负责召集的民间集会。“国民外交协会”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成立于1919年2月16日，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其主要的政治背景，是以梁启超、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首的进步党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改组而成的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
据“亿万”介绍，5月3日的“国民外交会”形成决议，于5月7日的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当天晚上，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的“学界大会”，又做出更加积极的决议，“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
叶景莘的不实之辞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具体表现，胡适在1929年1月 1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十一时，车行。此为归国后第一次远行。与叶叔衡同房。我们谈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的故事，有足记者。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征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其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二日夜（三夜？）去看蔡元培，先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故事。”
胡适这次从上海乘坐火车经南京前往北平，是为了参加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会。叔衡是叶景莘的字，五四时期担任官方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和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的重要助手，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见证人。1948年5月4日，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写道：“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
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书籍、文章特别是文学性的历史演义中，大都采信了这一说法。但是，胡适日记中记录的蔡元培赞成“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的说法，大致上是可信的；叶景莘文章中所说的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蔡元培的精神境界
据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当年的蔡元培尽管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主动召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显然是既不应该也不必要的，因为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已经于5月2日公开发表，外交失败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更何况当年的北京大学是有一个政教分离的明确底线的，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是不可以直接煽动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1924年12月4日，正在欧洲访学的蔡元培在写给傅斯年、罗家伦的回信中，坦诚地谈到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激刺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它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申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
这里的“天之功”，就是纵向的历史走向与横向的社会合力。蔡元培在这里所展现的，是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的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不恋栈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中国人最为缺乏也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种高尚境界。叶景莘把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的“蔡先生召开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直接挂钩，显然是出于对蔡元培“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的角色定位的不理解。
到了1934年1月，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表白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一直提倡并且坚持 “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观的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信中，曾经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与人为善、既挺身负责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恋权的精神境界，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蒋介石进行比较：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1940年3月6日，胡适在驻美国大使任上得知蔡元培去世，他与前北大同事周鲠生一起给出了盖棺定论：“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应该说，叶景莘之所以把直接出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加以蔡元培头上，是因为他对于蔡元培、胡适等人所提倡并且坚持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则、挺身负责、与人为善、宽容和谐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的不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