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兔燕子 | 评论(0) | 标签:时评, 集体意识, 自杀

富士康自杀事件近日被炒得沸沸扬扬,据说该公司CEO郭台铭已经请相关的心理学家前来诊断,媒体报道采访了相关的工人和负责人,不少人也指出“这是他们自己心理问题,和别人无关。”看起来,这自杀原因似乎也简单不过,大多为刚出校门的80后或青年打工仔(妹),承受压力过大,遇到生活不如意的就触发了自杀动机。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的自杀问题,我国自杀率情况是: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1991~1995),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为19.85/10万,卫生部1999年公布的1993年数据为22.2/10万。中国自杀死亡的绝对人数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大约每年42%的自杀死亡发生在占世界人口25%的中国人口。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的数据为中国22.5人,每十万人中。也有数据显示为十万分之16,(其实从中国自杀率统计的混乱和缺乏看,已经显示了社会对自杀这一问题的不重视态度)因此有人说富士康40多万人,最近连环跳事件的自杀率约十万分之二三左右,其实还不高。似乎不达到16的标准线,就不该引起社会的关心和相关干预。其实要知道中国的自杀率在世界水平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里统计的只限于自杀死亡的人,自杀未遂的并没有算入其中。

再说说世界自杀的总体情况,一般是城市多、男性多、中年多,而中国完全相反,农村多、女性多,青少年与老年人多。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者认为,研究自杀的先驱社会学家涂尔干,其自杀理论部不适用用于中国情况。然而从这次富士康连环跳看来,涂尔干的理论显示了惊人的解释力,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有两种形态,即个人自我和社会的自我,两者的关系不和谐就有可能发生自杀。若个人自我在社会面前过分显示自己,或者说个人自我脱离社会,那么他的自杀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杀;如果有些人认为自我不属于自己,或他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那么他的自杀是利他主义,如为了宗教的信仰,为了某种情操等。若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完全混乱,就会产生反常的自杀,比如社会动荡时自杀率特别高。

有人认为富士康自杀静媒体的炒作变得“被严重”,本来没有那么值得关注,甚至很多员工也认为这是自杀者们的个体问题。殊不知在同一个环境下,一个人自杀可能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但不到半年内的九连跳则说明这肯定是环境起了作用。即便一些自杀者是心理上除了问题,也肯定是这样的环境更容易让人出现心理问题。也有人认为自杀会传染,所以媒体中不要提,但是看到传媒自杀的而去自杀的人也是少数,或者说这些都是导火索,如果有人看了关于自杀新闻也去自杀了,只能说明他其实已经有问题。因此,社会和舆论要做的并不是对此新闻加以拒绝,而是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已经有的问题。

这次自杀的人中,都是打工的80后90后,他们在富士康的生活是完全机器化的。其实,机器化并不是最要紧的,本来工业化就伴随着人们工作的机械化,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机器的小零件,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个人的生活也都是机器化的。但并没有听说那时国有企业的工人自杀率是多么的高,相反每个人都安于这种生活。最主要的是,这些打工者所做的事是否能够给他们一点“盼头”呢,如果他们认为这样的工作是这个社会所必要的,是自己应该完成的,他们实实在在地属于这个社会,因此不允许他们对生命轻率地处理,很可能就不会选择自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与社会的从属关系那么脆弱,而拒绝这种关系又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想要脱离它,则很有可能自杀。

看相关报道,大体都说了富士康一线工人的生活是碎片化的,大家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没有娱乐活动,缺少同龄人的沟通与支持;加班很累连弯腰都可以当成休息,但有加班就算好了,公司的福利待遇也并不是最差的那种;工人们生产世界先进数码产品的零件,但他们从来没见识过成品,其工资也买不起自己生产的手机。这种生活形态为什么难熬,因为每个人都是被分开的个人,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再重要也和自己的幸福完全无关。如果这些年轻的人们相互有起码的交流和精神鼓励,有丰富的娱乐生活,就不会感到自己与社会是割裂分离的;如果他们的工作能给他们一点“盼头”,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切切实实地是被这个社会需要,是在做一项充满意义的工作,他们在生产着世界上最先进数码产品的零部件,他们也能够比较轻松地买到这些产品,也许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绝望。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在社会层面和在幸福层面他们都被抛弃了,他们有足够的感觉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疏远。

这个时代的人,似乎很少有共同信仰,科学发展观不是普通人的生活理念,也许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完善自我的目标,但个体并不是为这些而生存。真正凝聚社会的理念,比如信任、尊重、热爱似乎也再被不断否定。既然社会没有强有力的纽带来凝聚人们,个体生命自然有权利变得越来越自我和崇尚个性,这些自杀者的权利意识不是变弱,而是变强了,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处理自己的命运,所以才去自杀。不然你回顾历史,中国农民被压榨了几千年,不也忍了几千年。利己主义的自杀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来,也伴随着个体主义的盛行。而这种个体主义,不是因为社会越来越包容多元,而是社会没有集体信仰不能把每个人都联系到集体中来。

我说的集体信仰并不是回到单位制年代,让每个个体都被集体牢牢控制,从属于某种体制,而是说需要一些基本的社会性的价值和理念,比如公平、尊严、信任、理解、同情,甚至社会福祉与个体的福祉的一致性,而这些基本的理念是联系人们的最牢固纽带。因此我会说,单纯地通过心理引导是不够的,某个生活事件只是引起自杀的导火索而不是最基本原因;单纯地提高工资待遇也是不够的,每小时加一块钱并不能让工人感到对集体的归属感;惋惜这些生命的逝去也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仅代表了这个社会自杀群体的一部分。如何让这些年轻的生命有共同信仰的支撑,如何让他们感到对社会的归属,如何让他们把工作当做实现自己愿望的渠道才是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归属于是80后90后的病,他们只是代替这个社会承担了这个社会发展中的后果,比如城乡二元对立、高校扩招、制造业的低成本路线、教育与职业脱钩、过分地个体化等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只从这个群体入手,整个社会意识的提升显得更迫切。

那些代替社会承受的自杀者们,你们的离开是极不幸的,但若你们的逝去仍不能唤醒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样的九连跳就显得更加悲哀,只是可惜的是,自杀似乎是无关任一权力部门的任务,警察不会管,他们只负责把自杀他杀区别,医生不会管,他们只负责宣告死亡与生还,精神病院不会管,因为自杀不是一种病,社工是干预自杀的良好介入,只是在中国还未发挥醒目的作用。涂尔干说,一个没有自杀的社会也是悲哀的不正常的,因为肯定有些事物比生命更加美好,但是显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连对生命的尊敬还没有完全达到。但愿这次自杀事件能引起人们对社会病的思考,死者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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