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富士康

一、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以我和朋友的经历为例

时时想起初去广东在火车上的一幕,那是半夜时分,我没地方坐,还有些兴奋,睡不着,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多数应该都是去广东打工的,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他们和我一样,各自怀抱或大或小的梦想,可就在这节车厢,两三百号人,最后有多少人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十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

后来进了东莞虎门的一家工厂,一呆就是四年。现在想来,那时总是天色昏黄,空气闷热,心绪烦躁。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工厂的生活就是吃饭、上班、睡觉。如果是上夜班,连太阳都看不到(中午往往懒得起床吃饭),想起曹禺在《日出》中写的:”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觉了。”电镀分厂的工友们更辛苦,因为电镀有毒,他们四个小时倒一次班,连完整的八小时睡眠都没有。时间的积累能留下什么呢?我是铣工,工作经验还算有点用,而对流水线的工人来说,干了十年和干了半年并无明显区别。

抱怨和控诉是不合适的。我进这家工厂的时候,我的几个好朋友(高中同学)还在到处找工作,拖着蛇皮袋,走来走去,穷得会在下午走几里路回到早上看到的某个水龙头去喝水。从几个人一起找工作,到各自流散。一个朋友曾经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干了两个月,累得在另外一个朋友去找他的时候,”啊”了一声却说不出话来,他说长时间不说话已经忘了该怎么说话了。就这样,走的时候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不说了。

前不久看了一部纪录片《人造风景》,一开场,镜头扫过一排一排的流水线,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忙忙碌碌,”喀嚓””喀嚓”的机器声,一切都很熟悉。镜头向下走,还是一样的流水线和年轻人……越看越难过,甚至伤心–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全耗这上面了。这是我看过的最长的纪录片镜头,有八分钟。

所以还是不安分,满脑子都想着怎么离开工厂。进厂一年多以后开始参加自考,那时候我们晚上7点到9点还要加班,领导对我很好,让我不用加班了,好好准备考试。每天晚上7点,去附近一家祠堂看书,那里改建成了一个图书馆,9点再回来。两年后考完,拿到毕业证书没多久就辞职了,我跟自己说再也不要干这一行。说实在的,这个毕业证书没怎么派上用场,我失业了整整一年,才在一个书店找到了一份营业员的工作。一年多后,朋友把我叫去了北京做图书编辑。又过了一年多,另外一个朋友又介绍我去做新闻。到现在,工厂生活离我整十年了。

必须承认老天爷待我不薄:从农村出来,在北京安家,有了妻儿,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在成功人士总是谦逊地说”成功?我才刚起步”的时代,我觉得我自己是”成功”的,我是那节车厢里的幸运儿。于是在”中国青年的出路”这个语境下,我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成功”能说明什么?我是一个极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全部,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有太多的不可复制。我是堂姐带到广东的,每到危急时刻,我都可以去找她–很多人,没有这么一个堂姐。我有一门技术–很多人没有。我碰到了一个好领导,允许我不加班去学习–很多人碰不到这样的领导。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在关键时刻扶我一把–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是种种,任何一个环节断了,昨日之我不会变成今日之我。我反对美化过去,也不想诗化自己的经历。

但也不宜夸大苦难和不幸,要做到这点最难。我上面提到的那位累死累活却没有拿到工资的朋友,有一次我和他在士多店外喝酒,他突然冒出来一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奇怪他会这么说,他解释说,好多次濒临绝境,每一次都绝处逢生,难道不幸运吗?他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客观地看,十多年过去了,以我和我的朋友为例,我们没有一个回到了农村,都在城市安定下来了:生活不容易,但不至于过不下去。

工厂固然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上升的渠道虽然很窄,但也没有完全封闭。对于过去的经历,不管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还是苦大仇深悲情无限,本质上都是一种审美行为。

我无意于和稀泥,只是认为审美抒情于事无补。如果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谈经验教训,我更愿意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在我看来,出去打工,有一门技术至关重要(时至今日,在珠三角、长三角,技术工人仍然供不应求;而如果你去问流水线上工人,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愿望是学一门技术。)。可在这些年轻人走出去之前,我们的教育没有跟上,我们国家的技校数量远远不足,得到的扶持也远远不够–办所像样的技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台好的机床就要几十万。而当他们真的进了工厂,上了流水线,就更难了,没钱没时间。对于企业来说,培训流水线员工完全不符合经济理性–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市场失灵,政府就得补位,工业区都很集中,政府补贴多办些技校,很难吗?都在说”腾笼换鸟”,除了资金技术,技术工人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比印度发展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比印度搞得好,这一点为政者好好记住。教育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方式。我还记得,晚上9点,从那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出来,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往往很平静。

不绝望也不诗化,不回避也不夸大,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就事论事。我的经验和态度,不外如此。

二、从媒体报道窥见社会改进之路径——以南方周末与人间杂志为例

说回深圳富士康最近发生的员工接连跳楼事件,我不认为我的经验还够用。时移世易,工人已经换了一代人了,我也不曾在深圳富士康那么大规模的工厂呆过。就我所了解的信息,远不足以让我得出自认为靠谱的结论。与其胡乱下断语,不如先回到新闻现场。不客气地说,目前很多报道和评论,都太过浮躁,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自信。

以南方周末上周的报道为例,这也是近期此事最有影响力的报道。在我看来太过先入为主且滥情,充斥着太多引导性倾向性的词汇,却连基本事实都没有说清楚。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那八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去跳楼?报道以”因牵涉死者隐私”为由,”不予交代”,但如果连”为什么去跳楼”都不清楚,怎么去分析背后的企业责任和社会原因?保护隐私有很多技术性的手段,不能作为避而不谈的托辞。在南方周末的网站,有网友留言说:”太文学,感情色彩太浓厚,意象太多以至于真实的细节反而被压缩在一个逼仄的角落……”

因此,富士康员工跳楼与工作环境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也就没法从报道中找到答案。更为奇怪的是,报道一开始就引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并承认”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而在后面的行文中不停暗示自杀与工作环境密切相关,岂非自相矛盾?

而在记者手记中流露出的居高临下的同情,我猜想工厂的年轻人并不需要,至于结尾所说的”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就更有武断之嫌(参见我第一部分所说)。概言之,刨除引导、暗示、情绪化的内容,整个报道我没有找到太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妨谦卑一点,先老老实实把事实搞清楚,不必如此急切地试图引导读者。

同样,不靠谱的评论也所在多有,比如就有不少人说,这些年轻人有自杀的勇气却无离开富士康的魄力,并进而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这些评论者怎么就能确定别人是因为工作环境恶劣而跳楼?要知道有好几个是因为男女感情问题而跳楼,岂是辞工能够解决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把责任归于富士康?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跳过对个案的关注,直接把工作环境作为罪魁祸首。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有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富士康这个”敌人”,我们还懂不懂得怎样报道跳楼事件?先入为主,大而化之,混淆个案差异,忽视个体生命,怎么可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还是必须回到个案和细节一一分析。

比如说那几起因为感情问题跳楼的该如何看待?报道太少我只能借助以往的案例,三年前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打工妹。她17岁,在东莞谢岗打工,被男友强奸毁了清白,要求男友自杀。男友不肯,于是她把刀插进自己腹部并不让男友送她去医院,除非男友也自捅一刀。被逼无奈之下,男友只好捅自己再送她去医院。在医院男的不治身亡,这个女孩子因为逼人自杀被控故意杀人罪。我问她没人教你怎么处理感情问题吗?她说其他人也不懂,年纪都和她差不多。我在那个工业区,看到到处都是那样的少男少女,让人揪心。回到富士康,基层员工中80后,90后超过85%,这可能屡发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乏年长者的引导。有网友说,郭台铭”只要多雇佣几万个年纪大的中年人到工厂里就OK了。”

还有一个细节是住同一个宿舍却互相不认识。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说原因,我在其他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的原因是班次和部门不同。这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我也不认识坐我旁边的外部门同事,但并不意味着我冷漠,像”碎片一样活着”–我和本部门的同事关系非常好。所以关键的问题是除了本宿舍的,这些年轻人还有没有朋友?并且,富士康在宿舍安排方面,是否有考虑同班次、同部门和同乡尽量安排在同一间?还是尽量排斥这种安排?抑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从个案和细节出发,去寻找背后的普遍因素,而不是先入为主,再裁剪材料为我所用。最后可能会发现,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改进,而不是要改变整个大格局。人被异化是现代社会内在的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如李泽厚所说,人的文明进程就是人被异化的过程);而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富士康可谓其象征),在数十年内,恐怕也不会改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大部分人还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所以千万不要轻视技术性的微小改进。

我上面对于新闻报道和评论的批评,不仅仅是出于专业主义的考虑,更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改进社会的路径–社会进步往往发端自媒体的介入,媒体人的表现,很大程度决定了结果的好坏。试举台湾人间杂志为例,看看他们是怎么报道并促进社会进步的。

前几天看了1986年台湾人间杂志一篇题为《不孝儿英伸》的报道:18岁的阿里山少年汤英伸,从淳朴的小山村只身来到繁华的台北,工作才九天,杀死了他打工的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台湾媒体长期持续报道,尤其是人间杂志,坚持之久,介入之深,令人感佩不已。三万多字的报道,从案情本身、成长经历到各方救援,从山地、学校到台北,从人物心理到社会背景,文字细腻、面面俱到。阿里山少年案,由此成为当年台湾最重要的两起民间自力救济行动(另外一起是反杜邦运动)。

“提到阿里山少年,一定让人联想到人间杂志;如果没有人间杂志,没有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陈映真。阿里山少年的故事,恐怕早已被人遗忘,而失去了让人怀念的进步意义。”

转型期媒体的价值如何体现?人间杂志可为表率。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到的明确路径是:个案必须是清晰的;要有真正的关怀和救赎精神;联合社会各个层面的协同参与。以此对比,让人汗颜,我们连最基本都还没做好呢,宏大叙事还是先放一边吧,不着急。

舞雩的最新更新:
  • 综合各方观点,反对耕地红线 / 2009-01-07 17:27 / 评论数(1)
  • 旧文:四十年后的诉说——《悲情城市》 / 2008-03-01 22:29 / 评论数(0)
  • “艳照门”要求一个自由而负责的网络新闻界 / 2008-02-15 22:39 / 评论数(0)
  • 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 2008-01-31 15:56 / 评论数(0)
  • 肖志军、盲山、旅游者与流浪者 / 2007-12-02 11:09 / 评论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