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看完春晚看两会,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众娱乐。

  一  选举法修改:尚未兑现建国承诺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且有一处特别用了“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特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目前除基层选举外,省市、全国人大代表仍由“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名为普选,实与建国时的承诺存在歧义。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马克思、列宁均有主张直选的论述。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也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选举法颁布已经五十七年,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中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沾沾自喜为时尚早。
  
  二 “民意代表”分化:雷人秀VS民生提案

  春晚以低俗节目娱乐大众,两会以雷人提案娱乐大众,是多年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今年两会的提案和发言也出现分化:除了“从来不投反对票”的明星政治秀、“封闭社会网吧”的商人圈钱秀、“获奖先感谢国家”的官员爱国秀、“老公给老婆发家务工资”及“改扫黄为扫色”等无聊变态秀,痛斥“卖地财政”、直指“房价高明明是地价高”等切中时弊的言论也有所增加,关注民生的提案占了很大比例。两类提案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弹和热议。民间议政的存在,已对两会的代表、委员形成压力,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打“民意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以弱智方式娱乐大众。

  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个镜头折射出同一悖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

  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2/3,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下降。
    
  三  关注民生: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

  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切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土地财政成了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源,房价结构中,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权钱交易成本占了一半以上。“卖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土地资源储备有限,前任卖多了,后任要提价。中央不让利地方,地方不让利百姓,房价怎能降下来?国有土地属全民所有,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置业,未享受国民待遇。

  为了追求GDP,政策历来注重虚拟经济,不注重实体经济。大众缺乏投资渠道,就只好炒股炒房。所谓炒房,主要是把钱从银行套出来,再装进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官员)的腰包,其他相关环节也可各分一小杯羹,埋单的是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都在抑制炒房、囤房上,治标不治本。“卖地财政”的利益链不改变,房价不会回归正常。

  一年来舆论热议“国进民退”,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长列举了一堆数据来否认,工信部长和政协发言人也作如是说,只承认是“个别现象”。但马上有人提出: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从业人数、业务收入以及利润都是一起上升的,而国有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利润下降4.5%的同时,从业人数却上升了0.8%,总资产则增加了14%。国企规模日大,利润递减。前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和去年的9.5万亿信贷规模,加剧了“国进民退”,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作茧自缚。

  80年代“利改税”以后,国企就不上交利润了。2008年开始实施“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国企是所谓“共和国长子”,按“全民所有制”概念,全体人民都拥有国企股份,但从来未见“长子”给父老乡亲分红。

  官僚化管理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创意主要是从民间创业中产生。任何国家的经济活力都不是来自僵硬的体制,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国家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后就吃掉他们;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就会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税源也会枯竭。“国进民退”缺乏可持续性,出尔反尔的经济举措,在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实为三十年间最大的积弊。“卖地财政”和“国进民退”,本质上都是“官进民退”。只有官府让利于民,官企不与民争利,国家藏富于民,社会才不致失衡。
    
  四  监督无力:权力何时在阳光下运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在会场爆料:“预算法的修改将明确地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正式实施以后,在我国存在多年的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即属于预算外收入,据说目前全国公款消费已超过了一万亿大关,建设“透明政府”实为当务之急。人大要监督政府的钱袋子,当然是件好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人大也应晾晾自己的钱袋。全国人大、各省市人大及各级政协开会,从食宿、办公到通讯、交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薪酬补贴如何计算?今年动用70万警力保两会,行政成本是多少?这好像不算什么“”,不妨学习广州市的先进经验,公布开会明细账目,行使监督权才更有公信力。

  两年前就有披露,十年间上万外逃贪官带走6500亿人民币。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从1987年就开始酝酿,迄今已二十三年。有代表已连续五年提出“阳光法案”,这回有关部门的答复仍是“条件不成熟”。“亡羊不补牢”,近年中国法制建设出现倒退,保障社会监督的善法如《新闻法》及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迟迟不出台,抵触宪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刑法》306条等恶法却横行无忌。人大监督不力,新闻监督无法,傲慢的权力藐视民意,才会出现某封疆大吏公然威胁记者的怪象。

  虽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年年以人民的名义开会,年年讨论几乎相同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会意义何在?如今什么都讲究“低碳”,两会在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召开,全市交通干线每塞车一小时,社会要分摊多少成本?说到这里,我也来提个“低碳议政”建议:既然今年两会给每人都发了笔记本电脑,不妨学习网民议政的方式,来年改开“网络两会”。电视、互联网同步直播,既减少扰民,又便于公众监督互动,还可节约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五  兑现尊严:官员先学不撒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这个词,今年他已经说了三次。温总理一向提倡讲真话,我也愿意相信这回他讲的都是真话,但希望这个“我们”中,不包括说假话的官员。地球人都知道——撒谎的人没有尊严。

  失信于民没有尊严。越是禁止人民讲真话,越是文过饰非,就越没有尊严可言。根据官方杂志《小康》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公众对“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提问,表示不信任的比例高达91.1%。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政府官员的信用,亟需赶超小姐。

  人民普遍富裕才有尊严,分配不公、贪腐严重的国家没有尊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六十年间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长近1400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间仅增长了18.5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另据财政部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平均数值为31.7%;10%的最低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平均数值是2.5%。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尊严植根于国民素质,教育落后的国家没有尊严。“产业化”的中国教育生产线,只会制造“标准件”,扼杀的是民族的创造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这一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即使我国在今年达到1993年提出的4%,也只是欠发达国家水平。

  温总理2月27日与网民交流时,对“尊严”的含义作了解释,提出保护自由、人权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如果他在余下的任期内,有能力解决政府公信力、分配不公和教育三大难题,尊严才不会是一种奢望。
    
  六  改革: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温总理历次重要出镜,都留下一些感人的名言警句,今年也不例外。他在2003、2008年和今年人大,都引用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格言。无独有偶,其前任朱基1998年上任时,也站在同一地方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到“万丈深渊”,令人想起西哲尼采的格言:“当你凝视万丈深渊的时候,万丈深渊也在凝视着阁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结局堪叹,改革开放以来,两任执政党领袖先后悲壮牺牲,尽管很少有人提起,但作为改革家,他们保持了历史尊严。此时此刻,我想套用一下诗人北岛的名句:“腐败是腐败者的通行证,改革是改革者的墓志铭。”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也曾寄语网友:“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这句话令人百感交集,邓小平在80年代就曾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体制内外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卖地财政”成了政府圈钱,拆迁暴政迹近直接抢钱。回顾三十一年来的改革,如同重新经历一场财富再分配。

  改革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接近四个八年抗战的周期,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关键是公众的耐心似乎也不多了。

                                       2010年3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 2010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