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北大学生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秘密枪杀。二年前的今天,台湾作家柏杨因病在医院逝世。两个因言获罪的“政治犯”,相似的命运,不同的结局,让我们后人唏嘘不已。在此,转发傅国涌老师和杨开亮老师写的文章,以此纪念两位先辈。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作者: 傅国涌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毋忘柏杨:揭示真相 守护正义 ——纪念柏杨先生辞世二周年 作者:杨开亮 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走了。 前年4月29日下午,我上网浏览新闻,忽然看到柏杨先生的名字,眼睛一亮,但标题“柏杨先生”后面紧跟着的却是“去世”两字。我当时愣愣地站着,一丝酸楚从心底涌出,窜入眼角。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残阳如血,余晖熠熠;斜阳脉脉,依依不去。忆及释氏《阿弥陀佛经》曰: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阿弥陀佛,柏杨先生,去吧去吧,西方极乐国土,才是你的归宿。默祷完毕,我心释然。 可是,今日想到柏杨,心中却隐隐作痛。柏杨走了,柏杨精神何在? 柏杨先生一生的颠簸流离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身影。 头破血流,身陷囹圄,矢志不渝,铮铮铁骨。他用一生的苦难书写了一个伟大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二零零六年九月,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竭尽全力奉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 斯人已逝,中国人还丑陋么?我的观察是, “丑陋的中国人”似乎还是很“丑陋”,历史的暗角也还没有彻底清除。纪念柏杨先生,我想最紧要的,是把先生的独立精神和道德意识发扬开去,继续为中华民族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告别丑陋,也才有资格告慰柏杨。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说过:“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鲁迅说过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的脊梁”。正是“民族的脊梁”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姿态和对正义的追求。 柏杨先生是独立的思想者,是用人类的普世价值引导人们走向世界主流文明的马前卒。他的犀利如刀的笔锋,曾令几乎整个中国为之震撼。 一位作家(惜忘其名矣)说过,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因为责任,他们选择批评而不是粉饰,因为正直,他们拥有独立的判断而不是苟同。他们以社会的良心为标准,以不公平不正义的一切为靶标,而不会屈服于派别或阶层,更不会以自己的影响来交换利益戕害众生。柏杨的一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造物之奇妙,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传统士人向独立批评者的进化。自古以来,士之作为一个阶层,总免不了“货于帝王家”的依附宿命。时代之变迁,文明之更进,终于使知识分子能够脱离对于正统的拘泥和对权力的依赖,而以独立批评者的身份屹立于人世之间。 柏杨终于确立了一个批评者的姿态,他的批评不独针对传统文化中的“酱缸”和民族性格中的“丑陋”,而且直指现实生活和时政之弊。这种现实指向也不仅仅局限于蒋氏政权,直到前不久他还在以绝食的方式,表达对民进党政权的失望和不满。对阿扁,他直言不能以选票为念来推行治理。对马英九,他赠送短命王朝史书以示讽喻。人们对于柏杨,或许更瞩目于他的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刻薄。事实上在文化之外,他的批评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人的丑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他的内心无比沉重。 柏杨的杂文如匕首般锐利,不仅针砭时局,还针对华人集体文化和性格上的缺点作出批判和探讨,批判「丑陋的中国人」与「酱缸文化」。柏杨的批评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6年,柏杨时任平原出版社社长。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1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居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 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实在是胸中郁积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笔为剑,与专制统治、贪官墨吏、卑污政治孕育下的陈规恶俗、数千年来被奴化、矮化丑陋的国民性作着不懈的斗争。以单薄的身躯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为国家的民主自由,为国人的言论自由争取空间。甚至到了88岁高龄,他还因为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他热爱国家,希望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以耶稣殉道般的慈悲引领人们离脱苦海,走向光明,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铁骨。揭示真相、守护正义,正是柏杨精神所在,虽然这种精神常常被涂上浓浓的悲剧色彩。 柏杨的悲剧,并非只是一位个体文人的悲剧,柏杨遭遇的本身,可以反映出一党专制政体的一个死结:国家利益与党权的冲突,换句话说,是民主意识与专制政体的冲突。这种冲突造就了一个奇怪的政治现象:迫害方和被迫害方,都认为自己有理有据,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基于爱国。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执政者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爱权。在执政者眼中,即使这种主张有利于国、有利于民,但如果不利于党权,那么,即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会为之,他会毫不犹豫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维护党权利益。因此,知识分子主张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当局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水火不容的两个出发点。从中可以引发出一个次生结论:引领国家进步、推进民族前进的舆论力量是知识分子——当然是那些“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的知识分子。柏杨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国民党对其迫害的本身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马英九先生去年两次探望慰问遭受党国迫害的柏杨,当众表态“不做丑陋的中国人”,标志着台湾领导人的反思和检讨,已经完全适应了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柏杨生前要求建一座“人权纪念碑”以资通鉴,当局欣然允诺。 1999年12月10日“人权纪念碑”在绿岛落成,台湾将绿岛规划为人权纪念园区,这是柏杨对台湾人权的重要贡献,也是台湾人民给予柏杨先生的最高荣誉。柏杨在台湾绿岛的《垂泪碑》上为政治受难者写的碑文:“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他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这段碑文正是他一生掷地有声的铿锵文笔精华。 揭示真相 守护正义,是柏杨一生追求的道义底线,我想,也应该成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追求的道义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