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笔记之一

   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距今差不多3000年了,真是一个很遥远的年月。

   这一年五月,地处中原、国君为周室姬氏之后的郑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春秋》只用一句话记载:“郑伯(伯在五等之爵排第三,此郑伯为郑庄公)克段于鄢。”《春秋》多微言大义,用词非常精到。段叔是郑庄公一母所生的弟弟,兄弟之间用了敌国交战的“克”,孔子的态度可想而知。

   《左传》把这个故事就说得非常详细而精彩,多数中国人在中学课本里学过。故事的梗概是:两兄弟的母亲姜氏从申国(申为周室开国元勋姜太公祖先的封国,乃伯夷之后裔,位于今天河南南阳,后被楚国所灭)嫁给郑武公以后,第一胎生庄公时难产,差点要了妈妈的命,因此姜氏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生了老二共叔段以后,便把全部的宠爱给了小儿子——即使没有难产,母亲爱幺儿似乎也是中国人的正常现象。

     可不管母亲怎么爱小儿子,怎么给老公吹枕头风想将共叔段立为继承人,但他们的爸爸武公脑袋很清楚,不敢破坏嫡长继承的礼法制度,老爸死后,庄公顺利接了班。

按理说,此时输赢已定,但姜氏和段还不甘心。作为太后的姜氏先要求庄公把易守难攻的制地给小儿子,庄公不许,给京地作为弟弟的封邑,段在此地整军备战,又怂恿郑国北部和西部边境的两块地方背叛国君,投靠自己。最后终于叛乱,被准备已久的庄公在鄢地打败,段流亡国外。庄公迁怒于母亲姜氏,将她放逐到城颖,发了一句后世非常有名的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臣子颖考叔知道国君母子失和后,特意来巧妙地劝谏庄公,庄公留他吃饭,他把肉留起来准备带给母亲吃。引出庄公得感慨,说你能给母亲带肉回家,而我不能。于是对颖考叔诉说自己的家务事。颖考叔出了个主意,既然君无戏言,那么挖个隧道,让母子俩在隧道里面相见,岂不是没有违背誓言么?于是,庄公照此行事,母子和好。

这个故事有一个光明而温情的尾巴,但并不能改变整个事件残忍、冷血的基调。中国是政治早熟的国家,政治早熟有利有弊,其弊端是中国人过早地学会玩权谋,厚黑之术数千年来都是门显学,许多人把聪明才智用在琢磨如何与人争夺。中国人又是一个靠礼法维系社会秩序达数千年的民族,礼法重辨亲疏尊卑,讲三纲五常,提倡孝悌这类维护人伦亲情的价值观。可是,从“郑伯克段于鄢”中,我们看到的母子、手足之情竟然是如此的冷酷,可以说,在权力这个最大利益面前,亲情这个温柔的面纱被塞撕得粉碎。《左传》在解读这六个字时说:“如两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孔子委婉地指责郑庄公没有管好弟弟。

本来嘛,等到庄公即位后,有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哪怕以前母亲如何偏心,弟弟如何觊觎大位,现在他完全可以管束好弟弟,避免手相残、母子反目的家庭悲剧。可是他干什么了?他在玩“阳谋”!当弟弟在做造反准备工作时,大臣提醒他,他不去制止,而是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任凭弟弟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让他充分暴露,最后去收拾他。你看他听到段叔反了后的那句话:“可矣。”—–多年来他就等这句话,如此收拾弟弟也占据道义高地。对弟弟玩这样的权谋,让人心惊。

等到放逐了母亲,扔下一句狠话后,他又后悔了。这个后悔并非出自亲情,仍然出自利益。现在他完胜了,执政的最大威胁解除了,再落一个不孝敬母亲的骂名,那就太不值得了。现在,他需要光辉形象,可“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狠话对国君光辉形象杀伤力太大了。此时,就需要乖巧的大臣来解君王之忧了。颖考叔还不能明明白白去说君王的家务事,这让领导多难堪呀。而巧妙地引出国君自己倒苦水,那么就等于把主动权始终让给国君。如何给领导提建议,颖考叔也给后世人上了一课。

后来类似郑庄公的故事还很多,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和弟弟取得皇位,比郑伯克段叔还要残酷。清代咸丰帝十岁时,亲母去世,由康慈皇贵太妃带大,和康慈皇贵太妃亲生的儿子恭王一起长大,非常友爱。等咸丰即位后,太妃病了,皇帝去探望,侧卧的太妃以为亲生是恭王,说了句:“你怎么还在这里?我所有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他(指咸丰帝)的性情不定,不要生了嫌疑了。”—–因为恭王探望母亲刚走。因此,引起咸丰帝的嫉恨,太妃死后,在其丧葬礼仪上加以减杀。

   郑庄公和母亲、弟弟之间的争斗,我以为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很让人痛心的一个特点:礼法人伦秩序和丛林规则混合在一起。一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比如孝悌之义,在利益冲击下很容易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