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发行”和“墙”

 

   朋友赠我一本由三联出版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底56元标价的旁边有4个放在括号里的字“内部发行”。我问朋友,这书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书店,就是一般的书店啊,有什么不对吗?我指着这4个字对他说,你看,这是内部发行的,你算是什么内部呢?他说,什么内部不内部的,愿意掏56元买这本书的,都是内部的。

 
 他说得很轻松,但却勾起了我的一件很不轻松的往事。1974年,我从插队的农村“病退”回城,街道办事处把我分配到苏高中的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19元。这家校办工厂生产的是电子仪器用的二极管,工厂潘书记对工人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向宇宙播放“东方红”乐曲,用的就是我们小工厂生产的二极管。

 
 工厂的生产是流程化的,先是烧结大块晶片,切割成半粒芝麻大小的单个晶片,放在显微镜下测试,称作“测小片”,测试合格的就再到下面的工序中做成二极管。我被分配在“测小片”车间。“测小片”有时段性,测完一批晶片后,在等待烧结、切割车间送来下一批晶片的时候,没有活干了,领导便叫工人不断地擦桌抹凳。实在没有事干了,工人们便闲聊、唱歌。

 
 文革后期有许多流行的革命歌曲,广播里翻来覆去地播放,在“测小片”车间干活的都是20来岁的年青人,很喜欢唱歌,什么“乌苏里船歌”、“闪闪的红星”,歌手郭颂、李长江,都是他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潘书记喜欢工人搞卫生,不喜欢工人唱歌,但工人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又不耽误工作,他也不好说什么。工人唱歌时,我会找一个角落,抽空看一会儿书。谁知有一天就出事了。

 
 那天我正在看书,没在意潘书记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一把夺过书去,大声责问,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啊。他说,这是工作时间。我说,活干完了,大家唱歌,我看书,没耽误工作。他把书翻了翻,更加厉声地责问:你这是看的什么书。

   那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叫《多雪的冬天》,文革的最后几年间,出版过一些这样的翻译小说。在8个样板戏的中国,这样的翻译小说就已经算是一阵域外的清风,人们在朋友之间悄悄流传这些书,心里还是有害怕沾上“封资修”罪名的顾虑。

   我知道潘书记是什么意思,但我故意装傻,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是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吧。潘书记正色道,这是“内部发行”的书,限县团级以上人士阅读。我继续装傻道,我怎么会知道,书上是有“内部发行”这几个字,虽然我不是什么县团级,也不是什么外部人士啊。潘书记勃然大怒,他把我像犯罪分子一样带进他的办公室,当着所有在场者的面对我吆喝道,你的工作到此结束。就这样,我被当场开除了。

 
 除了在生产队当社员,“测小片”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每月19元工资已经足够让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食其力。在被开除那天,我慢慢走回家去,神情沮丧。已经是傍晚时分,我看到街上有骑自行车回家的工人,车后架子上绑着一个铝饭盒,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能够每天上班下班,而我自己连临时工都做不成,成立一个社会不需要的人,一个多余的人。

 
 既然“团级以上人士”可以阅读,潘书记就不能说《多雪的冬天》是一本反动书籍,虽然不能给我定一个思想罪,但足以用作开除我的理由。对我而言,书扉页上“内部发行”四个字的分量也因此增加了许多。这四个字让我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丢掉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我为之受到惩罚的是不小心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我犯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僭越之罪。以前,老百姓就算是缝制一件小马褂,要是误用了皇帝专用的黄颜色,是要杀头的。凡是官老爷能用的、能穿的,按他们的“道理”,当然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享用的。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高贵的用品、服饰、待遇必须“内部享用”,因为高贵的东西如果给下贱的人用了,那还能算高贵吗?但是,在已经轰轰烈烈批了七、八年“四旧”的文革中国,僭越仍然是普通百姓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下的一种罪过,当然这个“僭越”是以“革命”的名义,并且按照一种被称之为“内部”和“外部”的等级标准来确定的。

   
一本从“苏修”那里翻译来的小说为什么也必须“内部”阅读呢?这个“内部”的“外部”又在区分哪些不同的人群呢?如果真如潘书记所说,“内部”是指“县团级”,那么为什么书上不写明“限县团级以上阅读”,或者再加上一句“违者后果自负”呢?再说,一所中学的一个小小校办工厂车间的领导,他的“级别”一定不会是“县团级”吧?他和我一样是一个“非内部”人员,却在为维护“内部”的特权不遗余力,是不是有点太“外部人”瞧不起“外部人”呢?

   《多雪的冬天》是一本苏修的书,县团级以上人士大概不会用“享受”的心态去阅读它。文革中有一些“内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以此推理,苏修的书也是翻译过来供高级有识人士批判用的,他们抗毒的能力比一般人强,所以可以毒害一般人的书,在他们那里起不到危害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批判性特别强,除了批判国内的“四旧”,还要批判国际上的苏修、美帝。如果县团级是“内部”,那么谁是“外部”呢?如果因为容易中毒而不允许阅读此书的人群(县团级以下)算是“外部”,那么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是不是该算作“外部的外部”呢?但是,就能够自由阅读此书而言,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们都是与中国县团级以上人士享受同一待遇的,他们似乎也身处一般中国人所望尘莫及的,
县团级以上的“内部”。

   然而,这样也似乎说不通,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在与苏修、美帝相区别、作斗争时,都应当算作是“中国内部”吧?这么一想,把“内部发行”理解为“中国内部发行”,也不应当算是一种误解吧?那么,潘书记所说的“内部”指“县团级”以上,不就是有问题了吗?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算用尽了“辩证法”,就算绞尽脑汁,想到精神分裂的程度,也不可能为这些问题找到合理的解答,而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解答,又必定都是自相矛盾、荒诞古怪的。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无解问题”。

 
 自从1974年我被潘书记以“内外不分”的罪名开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6个年头。但“内部发行”的问题在中国仍然还在发生,并且衍生出“翻墙”的问题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英文本1951年在美国出了初版,翻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都有它的读者,而且已经有好几代人了。这样一本书到2008年才以中文出版,就阅读者的“内外有别”而论,中国读者当“外部”人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中国这个“外部”的群体的内部,又还要分出“内部”和“外部”,界限在哪里呢?县团级的说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不然我那位不是县团级的朋友也不可能掏56元钱,就在书店里买上一本。能掏钱就能买书,不会是“能掏钱”的就算是“内部”,“不能掏钱”的就算是“外部”吧?

   中国书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书籍,除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书籍是“内部发行”的,想来也是凤毛麟角。既然谁都不需要用表明“内部人员”的身份证,到书店里就能买到这样的“内部发行”书籍,想来“内部发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一个躲躲闪闪的代号,意思是“这本书有问题”。

   赖以维持“内外有别”的是一堵堵试图阻隔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的墙,一堵堵将人强行分等并加以歧视的墙,一堵堵建立在权力想象之中的,并由潘书记这样以歧视“外部人”为己任的“外部”奴才来维护、看守的墙。当没有潘书记这样的奴才来尽职的时候,这道“内外有别”之墙也就形同虚设,成为虚张声势的摆设。

   但是,还有别的墙确实还在起着阻隔的作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墙,它也无法起到万全的作用,因为总是有要翻墙的人,也有碰巧翻得过墙的人。一切无视内外之分的行为,一切哪怕是因为不小心而破坏了内外之分的行为,都属于“翻墙”。就信息和知识而言,“翻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的行为,因为到底是谁在墙里,谁在墙外呢?翻墙的人,是往墙里去呢,还是往墙外去呢?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加入到那神秘的,不可知的中国“内部”去呢,还是融入到其他人类可以在朗朗乾坤下自由交流的“外部”去呢?只要你知道有人在用筑墙的办法限制你与其他人类的自由交往,确实弄明白你自己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那又有什么重要呢?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