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赵作海冤案的最新报道，三名办案警察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郭守海、朱明晗被刑讯，李德领负案在逃。
此前媒体报道赵作海案负责人已升迁时，提及的三名负责人未知是否已在被追责中。这三个人是：现任商丘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局长朱培军、现任柘城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丁中秋，现在商丘市公安局工作的罗明珠。
冤头债主，追究起来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像赵作海冤案，当初的案件负责人，恐怕就是个领导责任、行政责任吧，但具体的办案人员，会被作为冤案的直接制造者，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丢卒保车也罢，“有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也罢，身阶不同，安全系数就不同。
李德领负案在逃，负什么案，赵作海冤案，还是别的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逃，我也无法猜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可是警察熟知的古语，难道你也不相信，所以寄希望于逃脱法网？难道是因为太知道审讯的厉害，心里充满了恐惧？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大概是最简单的总结。不过，“当初”之人，有谁知道自己会有“今日”呢？审讯者不会设想自己成为审讯对象，就像唐朝周兴向来俊臣献出用炭火烧烤囚徒以获口供的妙计，不曾设想来俊臣说“请君入瓮”。
商丘市政法委书记慰问了11年冤狱被放回家的赵作海，商丘市检察院称赵作海案肯定存在刑讯逼供，赵作海自述被刑讯经过其中包括威胁秘密处决，柘城市公安局“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表示再不听说了。刑讯逼供看来要成为反思的终点。
固然，固然，刑讯逼供，使冤案制造得到了解释，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何一个无罪者捏造自己的罪行，在得到死缓判决后也放弃申诉，直至今日见到任何一个官员仍会90度鞠躬，口称“感谢”。刑讯的苦楚，完全塑造了权力在一个无罪者心中的形象，改变了他与权力打交道的方式，恐惧已植入心底。
刑讯逼供不只是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人格的践踏，还有心理的绝望。办案人员威胁赵作海：把你拉到野外，一脚踹下车去毙了，就说你逃跑。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以秘密处决相威胁，表明了刑讯无底线的使人绝望的黑暗。
可是，如果只是刑讯逼供，并不足以使赵作海判罪。《新京报》5月11日的报道中，检察机关透露了“一个决定性的会议”。柘城市、商丘市检察院都曾多次退还案卷，要求补充侦察或表示不再受理，2002年八九月份，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活动中，将赵作海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集体研究，结论为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于是，在没有新增证据，重大疑点尚存的情况下，商丘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商丘市法院确定赵作海杀人，河南省高院复核为“事实成立，证据充分”。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赵作海冤案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辩护。辩护很重要，这无庸置疑。然而，我们现在知道，赵作海案中律师作了无罪辩护，有什么用呢？赵连海案存在重大疑点，侦查、控诉、审判机关本身就是知道的，辩护不过重复一下他们知道的东西，法庭不会采信，司法机关其实对自己的真实判断也不予采信，只是执行“决定性的会议”的决定而已。何况，某种程度上，赵作海的律师作无罪辩护，本身也可算是一个例外。司法系统一般被称为“公检法”，有时被称为“公检法司”，后一个说法中包含律师辩护。律师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又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部分，这既表明了辩护的实际地位，也预示了律师作为系统边缘成员的各种灰色行为。
现在，追责正在进行，三名办案警察已被追究刑责，公安机关的办案负责人未知受何种追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里知有疑点而执行起诉和审判的人承担何种责任，还未明了。而谁在“决定性的会议”上作出了决定，恐怕离追责更加遥远。一个公民在案件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被枉法判罪，程序齐全，波澜不惊。作出“决定”的，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个政法委会议，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会议”在决定着公民的命运。
一个人杀没杀人，证据、司法规范都不如“会议”。英明的“会议”决定枉法处理一个公民，有司衙门就步调一致，诸般武艺就尽行登场。内幕无人曝光，律师没有抗议，媒体没有报道，社会没有舆论，甚至含冤者没有申告。我们的“法治社会”，一个人可以如此寂静地消失。
201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