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没写稿子，发篇前些天的“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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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还是福州一家报社的文化记者，赶上了全国书市在那里举办。在连日疯狂采访各路出版社、名作家的当口，我遭遇了麦家。
那是在一家咖啡馆，麦家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坐在我的对面，详解《解密》创作过程以及他的传奇人生。那天的采访很充分，当时很少有作家能给我这么多的时间。很可惜，采访写出来后却没有见报。这是我自己作出的决定。具体理由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是担心被人看成为作家炒作——可见当时我对炒作的理解是多么狭隘。这件事后来一直让我很愧疚，因为自己的判断错误。
换作如今，想采访麦家恐怕没这么容易，他的书更不必让人来帮他“炒作”。近日，麦家在《南方周末》撰文披露，的确有书商报价500万要他的书稿。但是，他不给。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还没脱稿，对方只字没有看过。”换句话说，麦家认为对方不是冲着他的作品来的，而是冲着他的名声来的。这大概让他很郁闷，并想起了当年写作和出版《解密》的坎坷，因此写下这篇《势利的中国出版界》。
我能够理解麦家的心境。从处处碰壁到未见稿就天价预定，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坐上人生的这趟过山车，我想很少人能够身处其间而“坐怀不乱”。麦家不仅不愿意给，还撰文骂声“势利”，言语之间充满了底气和自信。这或表明，麦家从此可以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说自己想说的话，而用不着担心没人出版，更不必看人眼色了。身处万丈红尘，几人能有这等气势？麦家自承写作状态不如十年前，然而有此境界，假以时日何愁写不出好文章。
虽然换成自己未必能够做到，但我还有一事不明：势利岂不是出版界的本色，这有什么好愤慨的？说起来，出版社做的是贩卖知识的生意，但这也是生意不是？出版名人作品风险小受益不小，培养发现新作者，风险大受益却未必大。既然如此，趋利避害，实现利益最大化，自然是出版人的一种理性选择。
出版社的“势利”也非中国独然。翁贝托·埃科在《密涅瓦火柴盒》中就收罗了不少这类逸事。例如，出版社编辑针对《追忆逝水年华》写下这样的退稿评语：“也许是我生性愚钝，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位先生怎能将长达三十页的篇幅耗费在描写自己如何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场景上。”又如，《白鲸》在英国遭遇退稿的理由在于：“我们认为这不作品不能在儿童市场畅销。它的篇幅太长，结构老套，似乎有些名不副实。”在某种意义上，邂逅然后错过名著，一直都是中外出版史上不变的变奏曲。
话还得说回来，只要拿得准，未必就没人愿意冒险出新人作品。麦家认为当年《解密》能够出版是运气好，我却亲耳听到出版社人员对这部书和作者大加赞赏（太多溢美之词，也是让我犹豫不决的原因）。我想，出版社当时肯定是把作者当作“潜力股”来推广的，不过麦家后来的作品似乎并未再交给这家出版社。
作家的职责是“以我手写我心”，出版社的业务是找到能够畅销的好作品。作家不应过多关心出版的事情，出版社却有必要关心自己的赢利状况。总之，作家按理不必为作品能否出版或畅销而操心，更犯不着为出版社的势利而哀怨。站出来揭开出版界内幕，这需要一定的底气。只不过，麦家在抱怨出版界的同时，却也不小心着了道，显得不够超脱。我不知道，当作家们在责备出版社之时，是否意识到：相较而言，作家的势利与浮躁才是影响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致命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