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地方政府出面,为“非遗”维权的案件,被告方是张艺谋和他的《千里走单骑》;这也是一件让大家都尴尬的事情——在我国,“非遗”权利的选择,其实是“无法可依”

尴尬的名分:“上次在监狱,这次在法院”

庭审结束,并没有当庭宣判。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18号庭外边的走廊里,刚才在证人席作证的“神头”詹学彦,面对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几台摄像机,唱起了安顺地戏《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走单骑”一段。

“上次在监狱里唱。这次在法院里唱,算是给我‘正名’了。”回到贵州安顺家里的詹学彦憨厚地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5年前,在云南丽江,张艺谋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拍摄现场,詹学彦在“监狱”里也是唱的这一出。

人们也许早忘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高仓健演的日本父亲到云南寻找当地的一种面具戏。他的儿子曾来看过,念念不忘,现在得了绝症;他想让儿子离世前能再看一眼。千里迢迢来了,才知道台柱子李加民犯事进了监狱。好不容易找到监狱里,请李加民在他镜头前唱戏,李加民却提了个麻烦的条件。

电影里扮演李加民的是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民,会唱当地的“澄江关索戏”。但影片的作曲郭文景在当地考察之后,认为关索戏要是搬上银幕,效果不够理想; 最终他辗转找到了贵州的安顺地戏。

电影里,露脸的“李加民”是非职业演员李加民,但在监狱里全身披挂戴着面具演关公的“李加民”,其实是詹学彦,安顺旧州镇詹家屯地戏队的“神头” ——地戏在当地也叫“跳神”。另外几位光头穿囚服的是他的地戏队员。

“千里走单骑”这出戏,是电影里不可或缺的成分——电影连名字都源于此。刚到剧组的时候,曾有位制片做神秘状对詹学彦说,拍完这个电影,他们就成明星了。他显然不知道安顺几支骨干的地戏队,从1980年代起就多次在欧洲、日韩、新加坡以及京沪粤港台等地演出,从海内外找到安顺来看戏的也大有人在。 1986年,安顺西秀区龙宫镇蔡官地戏队首出国门,在巴黎、马德里演出引起轰动,比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影坛打响“第五代”头炮还早两年。

拍摄工作开始,詹学彦和他的戏队成员才知道,他在电影里是给一个囚犯角色做唱戏的替身,他的队员还要剃光头,体验“监狱”生活。他们不太乐意,但既然已经约定了,活还是要给人干好。在剧组20天,地戏队员每人每天有60块钱报酬,这对他们已经是不错的收入。

与剧组联系这一次演出并且带队去丽江的,是当时已退休的安顺市前文化局局长帅学剑。他多年研究安顺屯堡文化及地戏,2008年著作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中的《安顺地戏》一书。

地戏队的农民能有些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张艺谋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能够看中你们让你们去拍戏,这是一个无上的光荣;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宣传我们的地戏。”帅学剑事后回忆说。

电影确实宣传了地戏。但谁也没想到是令人尴尬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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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张艺谋打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