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岱东 | 评论(0) | 标签:历史

VIII.我们的文艺生活

四川美院七七级的学生何多苓画了一幅著名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画中有一只狗,一头牛,还有一个农村小女孩,虽然春天已经苏醒,可是小女孩僵硬的手、腿和茫然无助的眼神还等待着春风的抚慰和唤醒。

1978年和以后的几年大致是这个状况。

我们的文艺生活,实际很单调。不过让我们得意和炫耀的是看内部资料片——社会未公开上演的——有《红与黑》、《红菱艳》、《红帆》、《红楼梦》等。这是我们中文系七七级的“特权”。看电影前,年级整队时大家很积极、很兴奋、很整齐,然后集体前往沙坪坝电影院,有时一看两场。其他系想看,不行,校学生会干部想看,也不行,我们看是教学需要,专门打报告层层批准的。这看电影可不是玩,要进行课堂讨论,要交作业,还有小论文。就这一点,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的自豪!这不是别的系,是中文系!我们的少年时代被“三战”所贯穿,《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自然不自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当电影中好人未及开口,我们会齐说:鬼子进村了;当坏人正在鼓眼,我们会齐喊:挑子格格里,接着再唱“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文革”中,在学校、工厂、农村的露天坝里看8个样板戏,都会唱、都会演。男娃儿爱模仿刁德一和胡传魁,女娃儿爱攥着辫子演小铁梅。电影里,爱憎分明,好坏清楚,谁都晓得。一般,从左边出来的是好人,右边出来的是坏人,好人都叫高大全,坏人都叫钱富贵,就是生了娃娃取名时,好多人也跟着电影里的好人取。不过,根正苗红的人取了好人的名字当然是好人,黑五类或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怎么取也还是好不起来。特殊的时代有特异的感受。我的一个同学从部队大院来的,不知为什么,每次看《红灯记》都觉得恐怖。《红灯记》里有一段经典台词:铁梅啊,你爹爹不是你的亲爹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每到此,他就双手捂头或拍打太阳穴,怕;再加上“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就更怕。小小年纪,他总也搞不清为什么爹不是亲爹,奶奶不是亲奶奶,还有那么多数也数不清的表叔,所以怕,内心恐怖。1973年,很多中国人通过苦大仇深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学会了流泪,学会了哭出声来,“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声也成了一代人的歌。可谁曾料想,一帮参加过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文攻武斗、学工学农学军、上山下乡、参军当工人并天天时时刻刻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人居然能够在看完封、资、修的电影后放松而自由地在教室里大谈《红与黑》、《红楼梦》、《第四十一个》等等。当时课上课下热议最多的大概是德瑞娜夫人和于连,同情之有之,非议之有之,批判之有之,甚至一川西同学破口大骂:莫得名堂,偷鸡摸狗算个球,于连搭梯子爬窗子,干脆摔死幺台(算了)。严格说来,大多数同学还不会也不善于从各个角度切入分析背景、形象、主题、语言、技巧等等,而使用更多的还是阶级斗争和道德的那把老尺子,说的话还是老语言,个别女同学的动作、手势还是那么铁姑娘,感到害羞、心有余悸而开不了口的也不在少数——说点什么被对号入座怎么办,被人偷记下来告发了又怎么办(四川美院七七级一学生常偷记同学的言行,然后想搞点什么,一次,被同学突然用布袋笼住头,痛打了一顿,被打之人后来在画坛也有名气。此人在“文革”中家庭成份也不好,他的同学十分不解他的行为)。在我们思想和意识里早已被“高大全”的英雄系列偶像占据,而上述几部“红”电影还有陆续出笼的资料片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毫无疑问,大家都新鲜着,活跃着,兴奋着,正如顾城诗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悖论不仅在诗中,而我们也成为悖论的一个角色、一个要素、一个证明。于是,托尔斯泰、雨果、大仲马、雪莱、歌德……一座座新的偶像在心中矗立。不只是文学形象、文学观念、文学语言,还有多元的哲学观、价值观吸引、滋润、丰富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我们回到曾经被我们丢失的中国,我们也开始寻找曾经被我们唾弃的世界。

有些事如今也难以想像。一个周末,内江(著名的糖都,名人张大千故乡)歌舞团到沙区艺术馆演出,其中压轴的节目是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小天鹅群舞,由于穿得少、露、透,在重庆最著名的沙坪坝文化区一时引起了轰动,街谈巷议皆是内江小天鹅。我们年级大班小班都有同学去看,但经过残缺而不完整的审美薰陶,我们的口味已不那么大众,反而显得挑剔、尖酸、刻薄,比如觉得只只小天鹅身材都欠苗条,是群胖天鹅,更有甚者按写作中的观察技巧来“打表”(衡量),说小天鹅脚不如鹅美、鹤美,太粗,是象腿象脚,跳起不轻盈,而如排排导弹发射,升空又沉重坠落,砸在大地。不过,也有敏锐的同学说:苏修的《天鹅湖》终于跳来了。很多年以后,一位正襟危坐于某大剧院堂座7排的同学终于看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原装《天鹅湖》,心里一阵激动,不过他说,内心来讲,仿佛又远不如几十年前看内江小天鹅那样脑壳充血胸口怦怦跳的神秘、兴奋与冲动。他说,怪,真怪。

老戏也有了。周末水泵厂俱乐部爱演川戏,同寝室的陈云江爱看,回来爱随意哼,拿扇子比划,走路也有几分戏里的节奏。在他的鼓吹下,我们寝室去看了好几回川戏折子戏,知道了《秋江》、《别洞观景》、《思凡》、《柜中缘》等名戏,还有周企何、陈书舫等名角,以致后来我对揉进了芭蕾元素的川戏《红梅赠君家》也关注了。陈云江、付剑秋还买了川戏折子戏的剧本送给我们,至今还留着,好几册。川戏精美的唱词,川戏所具有的当代性(我感悟到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电视也有了。最轰动的是全系师生收看审判四人帮,黑白电视,屏幕小,声音噪,在一个大棚里,看的人可谓人山人海,前面的人一踮脚尖我们后面的人跟着踮,前面的人踮不起了我们也跟着踮不起了,踮得人气喘吁吁、起起伏伏、心潮澎湃。这些跟我们同一时代挥着巨手领着我们上下左右、校里校外、屋里屋外闹腾的大人物被定格在那个时代,而我们这些小角色却跨入了新的时代。

我们也努力娱乐自己,诗朗诵、相声、话剧、舞蹈、独奏、小合唱、大合唱……这是一个不乏激情的时代,每个人都被激情点燃并点燃他人。甚至毕业时,阿宁姐颤颤巍巍的脚尖依然找得到白毛女的感觉,嘉陵兄“手握一杆钢枪”的舞姿仍然是宽阔有力,气势排山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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