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在国内近期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恶性案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日前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
身为布衣小民，本人虽然对各级党政一把手们殊少亲切感，但听到他们又要对校园安全负总责的消息，心中仍不免感慨，中国党政一把手真累，他们要负总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计划生育他们要“负总责”；保护基本农田他们要“总负责”；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虽然没有明说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但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已申明，稳定房价要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城市人民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看来至少政府系统的一把手是跑不掉的。
之所以中央政府在某件事上一“急眼”，就会祭出“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的尚方宝剑，恰恰说明 “一把手”们赤膊上阵当督战队，是中国推动和落实许多事情的最佳方式。不明中国官场就里的人往往会抱怨说，为什么许多城市的副市长竟有十几个之多，搞得一个副市长也就分工主管一两个局办，既这样还要局长干什么？但要知道，同样一件事，由局长去推动和由“市领导”去推动，在中国的实施效果往往会相差很大，什么时候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能够上升到必须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的高度，中国“蚁族”们或许就脱困有望了。
表面上看，一把手们在大事上必须亲力亲为是中国社会 “人治”的体现，是一种落后的管理方式，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事情，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体系内的方方面面合力解决，而能够游刃有余地调度和摆布各个山头及诸侯的往往只能是一把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权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间的区别可能更多体现在侧重点的不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政权结构最注重施政效率，西方政治制度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因此把施政的公正性放在第一位。美国Eurasia Group创始人伊恩•布里默认为，本次经济危机发生后，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色的中国模式正日益兴起。而西方之所以难以给国家资本主义简单贴上“共产主义”和“封建专制”等标签，是因为这种模式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而非意识形态。
西方的政府机构极尽精简之能事，许多部往往只有一个副部长，但西方的许多跨国企业却有N多个副总裁，这并非西方企业比西方政府腐败，而是因为企业都把提高经营效率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一把手(CEO)负总责是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鉴于没有哪位CEO是三头六臂，所以那些副总裁们实际就是CEO的“分身”，最终拍板的还是一把手。而中国的经济模式之所以被冠以“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正把整个国家或者一个省、一个市当做一家公司来经营，党政一把手们的角色定位更像是CEO，而不是“人民公仆”。如果你是一名“中国有限公司”的股东，看到一把手们如此劳碌自然欢喜，如果你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打工仔，内心感受恐怕就比较丰富了。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