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诺贝尔奖得主迈克•斯宾塞说，中国是第一个在人均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低的前提下拥有全球责任的国家；对中国来说，国家和全球责任间的冲突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全球责任是什么？用胡锦涛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的话说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对于这个大原则，中外双方恐怕没有什么争议，但具体到要作哪些贡献，西方和中国尚存在较大分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要为世界发展作出比较大的贡献，一是要参与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具体而言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二是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尽到一个大国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最好同意给自己的碳排放量设置上限。至于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当务之急便是帮助西方抑制朝鲜和伊朗等国的核野心。相比较起来，中国和西方在中国应为世界和平所负的责任上分歧要小些。据中国国有媒体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此次访华期间，重申了核裁军谈判的重要性。从他这一表态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正在努力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
但说到人民币升值和给碳排放量设置上限这两份经济责任，中国则很难认同西方的看法。无论中国举出这样还是那样的反驳理由，其潜台词都只有一句：中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经济搞上去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可是中国也清楚，鉴于自己业已相当庞大的经济规模，用人均收入不高为理由来推卸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所逃不掉的一些全球责任，总不是件理直气壮的事。比如说，中国2007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即便中国如期实现自己的国际承诺，到2020年时将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40%至45%，届时中国的碳排放量仍很有可能比2007年的水平高上好几倍，如果在此期间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已是发达国家)每年的碳排放量都没有太过显著的增长，中国将日益成为全球指责和批评的焦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和碳减排等方面正极力躲避着如影随形的全球聚光灯，但鉴于自己的庞大身躯，这有点像带着一大堆锅碗瓢盆打游击，枪子儿没少挨，坛坛罐罐还时不时要摔破几个。
中国要想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唯一的办法是不再躲避聚光灯，而是充分利用自己既是经济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既是出口大国又是巨大终极消费市场、既有大量低端产业又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等独特优势，在国际场合纵横捭阖，拉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立场、划分清楚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方面各自应负的责任、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先进环保技术转让和抑制落后产能方面照顾彼此的关切。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为了既增加自己发言的分量又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在充分利用金砖四国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等现有框架之外，还可以考虑和同是出口兼贸易顺差大国的日本及德国结成G3集团，与同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结为G2共同体，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结成Super Power拍档，这样做不是曲线逃避中国自己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而是通过组织、参与不同组合、不同侧重的国际博弈，使世界各国的全球责任和权利最大限度地取得平衡，为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总之，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均收入依然较低便拥有了全球责任的国家，中国的最大全球责任应该是帮助世界各国学会、习惯换位思考，并借助它实现各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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