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吴焕明，一个记者笔下富裕的农村商人，手持切肉刀砍死了七名村童、一名教师及教师的母亲，然后自杀身亡。他和这些被他残杀的人有何深仇大恨？据报道，吴焕明行凶杀人似乎源于一场失去控制的房屋纠纷。吴焕明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了被杀幼童所在的那家私人幼儿园，合同到期后，他试图收回房子，并在此过程中与幼儿园的园主发生了争执。难道仅仅一场房屋纠纷就足以让一个人干出如此丧失理智、泯灭人性的恶行吗？

人们自然觉得难以置信，于是首先想到，他的精神是不是有问题。但据吴焕明同村的人说，他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如果精神方面的杀人理由不成立，那么吴焕明是不是因为对生活完全绝望才走上毁灭他人后再自我毁灭的道路？但从记者的报道看，吴焕明的生活尚属富裕，这从他能把一所还算体面的房子租给别人办幼儿园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亲生儿子，一个不久就能享子孙福的人，怎么会对人生绝望到不仅要毁灭自己还要毁灭子孙幸福的程度？

既然从吴焕明身上难以找到他为何会如此狠绝的可信理由，人们只好放眼他的社会处境，这时吴焕明48岁的年龄自然成了最“扎眼”的东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者刘山鹰说，中国这些袭击事件的作案人都是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们感觉自己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已经过了可以自行提高生活水平的黄金年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自感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成果、又对凭自身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不抱希望的人哪个年龄段都不乏其人，为何中国近来一系列校园血案的行凶者偏偏都是一批60后，而不是50后、70后和80后呢？

我认为，如果要从四十多岁年龄段人群的特点入手分析吴焕明滥杀的原因，这些人的教育和信仰背景也不应忽视。据我多年的观察，中国社会最无宗教感的人群就是40、50和60年代出生的人，这些人懂事、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恰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对宗教信仰“斩尽杀绝”的时期，而且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接受正统教育也最深，因此无神论思想在40、50和60后人群中最有市场。但40和50后人员的青少年基本是在文革前17年渡过的，这时社会总的道德教育比较正规，因此给这批人打下了比较好的道德底子，因此他们即使不信神佛，不相信因果报应，但大多数人尚能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至于跌破道德底线。

可60年代生人最重要的成长年代恰恰在文革动乱岁月，那时候正规渠道的道德教育基本是负数，整个社会都以粗鲁、野蛮、破坏为荣。可以想见，一些60后在他们最需要教育的年龄既得不到知识的教育，也没受到道德的教育，成人后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留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此一些人最终成了无知识、无道德、无信仰的“三无”人员。当一个人既不懂得爱惜生命，又不惧怕死后下地狱，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使自己具备起码的理性思考时，是有可能被一时的激愤情绪所左右，干出危害社会的勾当的。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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