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永锋2008年12月份,随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去“江河十年行”。队伍走到金沙江边,大家下了车,渡河到对岸后,徒步往“金沙江之子”肖亮中家走去。要走的路不算长,但也足够大家在“原野”里撒欢闲聊的。原野就是这样的让人轻松愉快。忘记了和哪个方面的专家,突然谈到“生物多样性”这个词,记得她说这个词不知道谁翻译的,反正不是特别好理解,要是有某个人能够灵机一动,找出一个更加妥帖易懂的词来对应,那该多好。

当时大家就有人起哄,说要不我们来试着翻译一回?这个词在英文里,也是“生物”与“多样性”两个词各取一半代表,拼在一起,其造词术很像中国汉字的“形意字”。有人说应当叫“自然丰富度”,有人说也许可译为“百花齐放”,有人说可译为“天然生态系统”。然而这些词似乎在英语里又都有可对照的词。大家挠头沉思,最后不了了之。

于是我个人就偷偷地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生物多样性,只存在天然生态系统,如果天然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那么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一定是丰富的,一定是可持续的。

过了半年,大概是在2009年的4月份,有幸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的中国代表罗杨先生一起同席进餐,由于我写过《没有大树的国家》,对中国的森林质量下降很是担忧,甚至怀疑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本身是在持续下降,很自然地,谈到了天然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罗杨先生与我争论,说天然林本身也是有成熟度的,完全天然森林系统未必与生物多样性划等号。从纯粹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倒是“刚刚发育不久的天然生态系统”,可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饭后得出结论,就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了,如果光追求生物多样性,那么未必越天然越好。但如果追求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和自主性,那么,天然生态系统应当是最受保护的。

每每涉及保护生物学,每每涉及生态保护,第一句遭遇的总是很强硬的抵抗:“我们要发展经济,就肯定要破坏自然。”说话者对谈保护的人充满轻蔑,甚至怀疑慷慨谈保护的人是妄想保护贫穷,是“率先富起来之后不肯让其他人富起来”。于是搞得谈保护的人满怀委屈,于是大家就一起使劲想,也许我们可以发明一种办法,既能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又能让当地人发家致富?

用污染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用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主题来说,就是让生物多样性能够帮助减少人类的贫困。如果说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难为了那些企业家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话,那么让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扶贫服务,多少就有点难为大自然本身了。

头脑中幻想得如何,口头上描绘得如何,理论上推导得如何,政策上制订得如何,文件上确定得如何,似乎都

于是我就跑到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心去,寻找著名的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盼望她能够给我指点迷津。吕教授的几番教诲,“瓶塞顿开”,原来浆糊一团的脑子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看到了中国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行之路。

吕教授微微一笑,她说,要保护自然,首先当然是要研究自然。所有的生物应当都在自然界,自然界的自然是自然,人类干预后的自然界也可以姑且划算为自然。要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得知道自然界里有些什么。

吕植教授过去研究大熊猫多年,现在,开始研究雪豹,研究普氏原羚。普氏原羚在青海湖边,雪豹在中国西部的许多高山上都可能存在。但无论是普氏原羚、大熊猫还是雪豹,中国的科学家们,知道的都不知道。历史上大量的人,甚至不知道这些物种的存在;现在也有大量的人,不知道这些物种的真实处境。说起来,中国的科学家不少,但是生活在中国的绝大部分物种,并没有科学家去做研究。责怪和抱怨没有用处,贪多求快也不是真正的科学方略,吕植和她的团队选择了这些庞然大物来作为研究目标,一是为了保持科学的定力,让自己的目标清晰而坚韧,二也不小心证明了中国科学界的尴尬事实:如此巨大的物种都少有人研究,更谈不上那些小型兽类、昆虫、微生物、林中杂草了。

吕植教授又微微一笑,说,现在是公民社会时代,是主动求知时代,是博物学时代,光科学家去研究物种,然后通过科学家的论文或者演讲把其知识“科普”给公众,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研究身边自然的时代。如何让更多的人以更加便利的方式参与到认识自然细节、欣赏自然美好的洪流中呢?环保组织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把相机、摄像机交给当地公众,让他们去记录和拍摄身边的自然,你要拍摄,自然就要持续穿透;同时又把“监测型科研”委托给当地公众。比如在青海曲麻莱县的措池村,村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边放牧边巡护,边监测当地野牦牛、雪豹、岩羊、旱獭的变化,同时监测高山雪线的变化,监测草原上水流的变化,监测草原上物候的变化。有这“协议保护”作为根据,当地人很容易就能够阻挡外来人口进来破坏草原生态系统,伤害草原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这些还是不够,吕植教授第三次拈花微笑。她说,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保护理论是“投资自然”,是“从绿到金”,是当地人保护当地社区环境,是开放式保护,是建立社会保护地。

自然保护地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自然保护地大体可分为国家保护地,共管保护地,私人保护地和社区保护地。其中,社区保护地是由社区拥有或管理的自然保护地,估计这样单纯由社区管理的森林保护地总面积有可能达到4.2亿亩,接近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1%,也相当于全世界被正式认可的保护地面积的总和。

在中国,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特有的自然保护传统,也就形成了众多的事实上的社区保护地,例如,已经被社会关注的藏族“神山圣湖”,傣族“龙山”和彝族的“神树林”等。这类保护地以传统文化和信仰为基础,实现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结合,并能满足社区的自然资源的使用。按照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系的调查,光四川省甘孜州,就有神山1400座,总面积达到5104000公顷,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33%。社区保护地不单纯以“自然保护”为目的,而是以当地社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基础,来实现社区从保护中受益的目的。社区可以通过野生菌,竹笋,藤条等非木材林产品的采集,和通过生态服务市场获得经济收入。

滇金丝猴生活区边上的巴美村,似乎也在证明这个例子。巴美村位于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交接的佛山乡,居民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纳西族。在2006年开展的滇金丝猴种群调查中,确认在巴美后山栖息着约80只滇金丝猴。巴美是滇金丝猴的模式标本原产地,但却没有自然保护区覆盖。于是,几家环保组织,共同在这里启动了“特许协议保护”项目,项目探索利用“集体林权”改革和“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工程和志愿碳市场的契机,通过社区承包林地,利用传统的保护方法开展自然保护工作,以获得社区发展机会的模式,建立了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社区保护地”。

吕植相信,随着森林碳汇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参与林业”思想的推进;随着国家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随着志愿性碳市场的开发,社区保护地将有可能成为那些愿意保护天然生态系统的区域最新的发展机会,当地社区将从保护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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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自然,就是生物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