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山难，检视一个国家的状态

面对山难，检视一个国家的状态

      在中国，几乎每次出现山难都会导致这种重复的争论——“为什么要登山？”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探险活动尤其是民间的热情的各种限制。

     1991年17名中日登山队员在梅里遭遇山难后如此；2002年五名北大山鹰社队员在希夏邦马遇难后也是如此……14日晚，当我第一时间得知中国民间登山队在尼泊尔的道拉吉里峰遭遇山难并用博客的方式率先报道出去时，我就想其连锁反应大概也会有如此结果。

      现在最要紧的当然是尽快有效帮助在道峰遇险的中国民间登山队，但不能说的是，如何防止这次山难再次成为对国民探险精神和热情的打击，并非多虑——虽然民间的探险精神，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迟早会水涨船高，不可阻挡。

      事实上，从1760年年轻的科学家索修尔萌生登上阿尔卑斯最高峰——勃朗峰的念头算起（这是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二百多年的现代登山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生着民间高昂的探险热情：

      无论是茨威格《伟大的悲剧（1912年）》描述的英国探险家斯科特与挪威探险家在南极点展开的竞争，还是上世纪由英国登山家，尤其是以杰出的马洛里为代表的英国探险队对珠峰北坡的七次探险，都昭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着大量富有冒险精神和行动勇气的人！

      英国如是，美国也如是：现代商业登山中最著名的“七加二”模式，就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美国人的创意，2003年为纪念人类成功登顶珠峰五十周年的活动中，我曾在珠峰北坡采访过这位已经年逾七十的老人，他还想再尝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另一个离我们更近的实例则是日本，日本之后则有韩国。

      七十年代，日本不但产生了像植村直己、山田升这样优秀的探险家，他们还在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行动中，首创电视直播8000米雪山冲顶过程的非凡纪录。

      九十年代后，韩国的经济兴盛，随之而来的也是优秀的探险家频出，并后来居上，在亚洲率先出现了第一个完成更有挑战性的“十四座”计划的人物。

     我曾经盛赞过中国西藏登山队那不可复制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成功——“以团队的方式攀登十四座8000米”

     早在1989年，我就就热情报道过过当年中国登山界的年轻“双子星”——李致新、王勇峰，支持他们努力为自己寻找海外登山的机会，他们也最终成为完成七大洲最高峰攀登计划的中国第一（对）人。

       但不能不说的是，直到今天为止，具有独立意志的探险活动及其价值取向，还没有在中国民间以及国民精神的层面成为“司空见惯”的潮流。原因很简单，真正富裕的中国国民并不多。。。。。

      从真实的世界探险史中，我确信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靠谱结论：中国的经济若能真正强盛——而且是真正惠及国民，让国民普遍富裕起来，那么无论是“希玛拉雅式攀登”还是“阿尔卑斯攀登”都会在中国的民间真正兴盛起来。2003年，“搜狐珠峰登山队”开启了中国登山史上由业余登山队员攀登8000米以上高山的先河，随后这样的民间登山活动慢慢增多，今后想必也会越来越多；

       另一个同样靠谱的预测是，探险运动在民间的普及，也必然会导致伤亡数量的上升，与此同时伤亡的比例则同样会像世界登山史发展的轨迹那样，在比例上不断减少。

      以珠峰攀登史为例：

      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成功之前，在攀登珠峰遇难的人数就达上百人之多；

      1988年，全球成功登顶珠峰的人数，不过200余人，但遇难人数就高达200余人，死亡比例达50%左右。

     随着高山探险的商业化日益成熟，装备日益精良、攀登技术的改进，今天这个比例已经急剧降至百分之十多一点。

      另一个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探险从19世纪的“国家竞争”面目的淡出，探险运动向民间普及，登山运动才会更倾向于采取“阿尔卑斯式攀登”——时间短、费用低，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就更高。

      因此，对民间户外探险运动的爱好者商业培训、商业服务、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设立有效的高山救援体系才是正道，而不是因噎废食，设置各种障碍，阻碍民间探险活动。

      今年的5月27日，是中国人首创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纪念日，在这个纪念日即将到来之前，我要说，既然这个国家曾经把“勇攀高峰”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大旗扯了N年之久，有什么理由去阻止民间探险活动呢？

赵牧 2010年5月15日 写于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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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 飘落的“草帽”（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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