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早晨8点钟,从宾馆的窗口望出去,青色的山顶被云雾罩住。在这里,我每天都醒得挺早,吃完早餐,就到附近的公园散步。

这里的公园叫“九龙仔”,在香港可以迅速通过地名判断一个地方的大致情况。仔,就是小的意思。公园的确很小,但里面设施齐全。有一个标准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一个游泳馆,塑胶跑道,免费开放。早晨,这里成了健身者们的乐园。

香港法律严厉而细密,从公园张贴的标志和文件就能窥见一二。公园和海滩等露天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公园长椅上禁止躺卧,在公共场所点蜡烛泼洒蜡油都是违法的。在香港的朋友告诉我,法律规定得越详细,自由的界限就越清晰,因为法不明文禁止即为合法。可我的感觉是,法律不禁止的事,在香港太少了。

香港法律规定,警察可以对闯红灯的行人进行检控,法庭可以处以1500元罚款。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吵架,否则路人可以说自己受到威胁而报警。拖欠雇员工资,将被提起检控,一旦定罪将被罚款35万港元,并处以三年监禁。任何图文复印社,不得复印正本书,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深更半夜,路上无车,但你看到一个人站在红灯前静候,不是他迂,也不是他素质高,而是法律很严格。

香港的朋友告诉我,香港人的规矩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港英政府管出来的。早年,香港人不喜欢排队,殖民警察就用棒子把人群打成一条直线,后来有形的棒子没有了,无形的棒子还在人们心头。

香港面积狭小,空间逼仄。在旺角这样的闹市区,最能感觉出来。杭州用来开洗脚房都不够的店面,香港用来卖各类高档化妆品;杭州流浪汉都嫌憋屈的大桥下面,十几个人围坐着下棋。

在西洋菜南街一带,有很多“二楼书店”,名为“二楼”,实则是指在二楼以上。需要爬上窄小的楼梯,折折弯弯,才能找得到。书很贵。我买了三本书:《策兰诗选》、《西夏旅馆》、《大师的残忍》,去银400多港元。而我看好的一套三本《左传》,居然标价650港元。

香港是一个信息自由的地方,网站没有审查,出版相对自由。难怪不少从事文化传播的大陆人来到这里就再也不想回去。闾丘露薇说,她曾在北京常驻过两年。那期间她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等回到香港才发现自己的思维被同质化。在香港一个人更容易保持思想的独立与活跃。

虽然不过是匆匆一瞥,我还是能隐约感觉到香港的脉搏。这块中国自由而另类的飞地,正在经历着一场身份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