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深圳海事局官员贡献出“”一词风行至今,而今年的流行词中,肯定会有 “领导”两字的一席之地:2010年6月1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某开车刮蹭一初二学生后,下车打了那男孩一记耳光。据说这个耳光声震四野,50米外都听到了爆响。这自然引起群众围观,不巧的是,该局长还说了句估计会让他后悔很长时间的话:“我是领导”,事情一下子就搞大了。结果,马鞍山市真正的大领导出面都没有摆平,还是出动武警与催泪弹才能脱身。当然,目前的处理还算是让人有出了一口气之感,该“领导”不但被大领导当场免职,而且已经被拘留。古波斯诗人有诗句感慨人生云: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所来兮何所终。此事件历经的时间并不长,猛然来之、忽然结束之。不过,如果真是“不知何所来兮”的话,似乎我们社会未来有“不知何所终”的危险,

该事件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试为读者诸君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一个芝麻绿豆小官会自称为“领导”?建国后,我们据说消灭了阶级,但是保留了级别,领导就是等级制的一种。原本这并无问题,等级制在行政系统以及其他系统里都是需要的,代表一种责权利制度,总是要有人最后拍板决定某些事的。但等级制最重要的是只能出现在官场中,不能笼罩整个社会,使得等级制本身成为社会身份唯一的标准。可由于我们社会的特色所决定,这种等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身份的唯一象征,即使在这三十年里出现了另一个衡量系统—金钱—的时候,也依然是非常有效的身份标识。这种状态之下,哪怕这样一个小官自居“领导”也是很正常的,村长也是干部嘛,尤其是有权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打酱油这件事并不是真的打酱油,而是有感而发。我们的社会早就开始某种程度的对立,由于这种等级制度笼罩着社会,特权已经成为老百姓心中真正憎恶的目标。而特权本身是无法约束的,更不要太多指望掌握特权的人自我约束,从而也就更加深了这种对立。特权膨胀得利害的结果,就是大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反应。哪怕你没有被强拆、被遣送,在路上开车都会被特权车刮上一把。群体性事件在这两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这个及时处理的“就地免职”与“刑事拘留”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精神?很遗憾,看上去雷厉风行的处理之后,还是那个“领导”二字。这位小领导当然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领导下去,但什么事情都要有个章法,大领导这么处理小领导,自然依然是人治的一种。虽然原因是为了及时平息事态,但这种人治恰恰是导致这种事发生的原因。现在维稳是首先的要务,只是如此维稳只能是强制稳定,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一个耳光无论怎样都够不上刑拘的资格这种事都不说了,我们要想一想,既然一言可摘乌纱帽,一言再还给乌纱帽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一个小小的冲突,最终要动用武警与催泪弹来解决问题,而催泪弹所依赖的风向一转,其效果就成为了负效果,这种处理方式应该说成本相当高。这也是此事所能带来的最深刻的思考:从一个耳光一个人叫嚣的话语就会招致如此的民意表达来看,不可把很多事情都视为偶发事件了。民怨所积,已经处于有个裂口就会释放的程度,而权力的膨胀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自我约束的迹象,尤其是在基层政府,由于每天都接触大量民众,更容易引发这种事件。

所以,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所言的“动态维稳”是当务之急,而动态维稳的要点在于约束权力使用,这要从根本的权力架构上动手才行。

转自:时代周报 作者:五岳散人 原题未《“我是领导”背后的强制维稳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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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领导”背后折射出民怨深积的可怕后果_忘不了你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