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失败,关键在于没有建立民主政治,这是最根本的失败。

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最初,主张红色恐怖的布尔什维克党处于相对应白色恐怖之下,它的成员主要是那些要求民主、自由、尊严、平等的正义者、被压迫者,这决定了这个组织的主体是纯洁的、进步的、具有正义感的而且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当然能得到社会上被压迫、被奴役者和社会正义者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在那些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地方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取得胜利后,由这样的群体来执政也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是通过选举也会是这样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的暴力革命,仅仅发生在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保障相对完整,市场经济的分配也相对公平,这样的社会很难产生不共戴天的敌人,更难吸引知识分子群体,所以难以酿成暴力革命。而在那些从等级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地区,人们既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而是承受生产力低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厂的艰辛),同时遭受到传统等级制度的奴役,结果社会矛盾尖锐,冲突频繁,革命意识炽热,暴力也很容易掌握那些渴望富 裕和解除压迫的群众。但是,成了执政者的苏联革命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来不承认他们建立的制度没有民主。他们不承认,其实只能表明他们的虚伪。

民主内涵之一,是权力由民众授予,必须有真正的民选;民主内涵之二,权力需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公共舆论的制约,这就要求有不受权力管制的舆论, 另一方面是权力本身的相互制约,如果政治格局形成权力一家独大,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横,这样的绝对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蛮横。

苏联政权的形成最初来自于武装暴动,暴力武装的胜利当然具有民意的基础,或者是民意的反映或者选择,但是,这不是民主制度的产物,缺乏程序正义就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暴力取得的政权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手段来进行重新确认,以建立和平理性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民主的完整内涵,不仅仅在于开放民选的权力来源,还在于民众具有对权力过程的监督权和重新选择的权力。但是,掌握政权的官僚群体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进一步把由暴力获得的权力垄断起来,拒绝民意审查和选择, 在权力更替的时候,拒绝公开的选举也不实行竞争性质的差额选举,而是实行权力集团的内定,暗箱操作。他们这样做,既出于不自信,也出于自私。这些人在骨子里贪婪自私,而且极度虚伪。明明强奸民意,却又利用完全控制了的舆论把自己标榜为为民请命,明明是大肆攫取了本该属于民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却唱着为人民 服务的高调。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苏联这一新型社会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看出,执政党实际上拥有社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权力。由于这一权力是暴力的选择,而最终没有体现为民主程序的选择,最终,这一权力很快演变成了垄断性权力。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人是以消灭剥削、反帝(市场私有制)反封建(政治专制、等级制)为目标 的,但在革命胜利后,虽然经过暴力的专政手段消除了“剥削”阶级,并从舆论上肯定了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的的政治制度,暴力胜利者的专制代替了皇帝的专制。这种专制实质上也是私有制,而且,它产生权力剥削和精神奴役。带领民众反剥削的人,成了更贪婪更有恃无恐的剥削 者。

第一,不妨假定指挥战争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了当时最正义的社会信念,但是,这绝不表明他们就具有了管理、组织社会的能力和道德。虽然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绝对建设不了政权,社会管理需要法律的、经济的、技术的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从常识来说,阶级斗争胜利之后,那些暴力革命者的历史使命就已经完成,他们理当凭其本身所有的专业能力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他们过去付出的牺牲和功劳,国家可以发给他们相应的奖金和荣誉。但是,在事实 上,从战场上下来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自然地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领导者、决策者。这种情况并不合理。他们是凭武力而不是和平的能力获得对社会的领导权的,这 好比说一个三流诗人在战场上打仗打赢了,难道就可以成为领导诗歌界的领袖?他们不是专家却霸占了本该专业人才拥有的职位。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平不满,他们只能独断独行、并排斥那些专家。这实际上表明那些所谓的革命者、革命家,也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如果真正是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就应该把权力交还给人民,推行民主制度,让人民去作出选择;如果信任人民,也应该相信人民选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这说明什么?说明唯利是图不仅是资本家的本性,也同样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本性,资本家只图经济上的利益,而布尔什维克党人还要图从政治到经济到主宰精神领域的全方位的利益。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而比无产阶级更先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罢了。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也显然具有资产阶级的贪婪自私的本性,这种本性只不过被资产阶级压抑着罢了,这种分析的逻辑,恰恰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统一的矛盾论。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取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不再是受迫害的对象,他们具有了领导、决策权、利益分配权,再没有血与火的考验,执政党人头上笼罩的是进步、正义的光环和领导社会之权力和无以估量的边际利益,于是,那些谋私利者、野心家(这种人在社会中是很多的)就会蜂拥而入,他们千方百计加入执政党,进而攫取各级领导职务,从而把一个曾经可能坚持真理、具有献身精神的集体异化为谋私利的大本营。这样,执政党不受外部约束的领导权就演变成自私、贪婪、野心之徒的独裁。

执政党何以无可避免腐化变质?

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领导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权益是诱因外,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民主制度的制约,不可能屏避那些钻营者的加入。加入执政党的条件是什么 呢?是人的良心和觉悟,但那些自私自利者很容易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拥护党的纲领的虔信者,并极尽所能讨好当权者,然后他就可以通过宣誓加入执政党。当这些人的比例超过了那些正直善良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他们就会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排挤出去,实现和平演变(这种演变同西方的“和平演 变”不同,它是悄悄的腐败堕落)。为什么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最终成为党内的多数派呢?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偏低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是自私的,自私的人、邪恶的人往往比正直的人更勤于钻营、更善于钻营,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权力主导社会的制度格局下,要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具有社会决策权,加入执政党成为谋私利者谋私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在人治的权力结构中,权力者要建立自己的权力羽翼,必然按照亲疏关系选择同党,这给钻营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人治的政治格局下,权力竞争也是按照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的,人们正常的聪明才智和正直品德就不可能发挥作用, 那些自私邪恶的伎俩更容易获得用武之地。

一方面没有建立民选机制,权力运作在权力结构内部运行;另一方面,革命党的道德伦理原则是利他主义,所以,真正的革命党人必然品德高尚,是谦谦君子,不屑运用卑鄙手段去保持自己的地位,在同自私自利和邪恶的人竞争中,那些正直高尚的马克思主义者注定失败,注定会被排挤出去。

执政的革命党在和平年代里无法阻止自身的堕变,还在于社会舆论被唯一的执政党全权控制,立法、执法、裁判的权力都由执政党支配。执政党的内部约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有限约束,另一方面是软约束,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即是通过党员的高度的道德水平来达到,这就像基督要教民抛弃私心一样只是一厢情愿。当谋利私者进入执政党和权力的领导位置之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一方面要加强领导权威,另一方面又弱化监督和约束。比如,领导干部违法犯罪之后,一般还可以保留党籍(或所谓留党察看),或以权力充抵罪过,或者通过简单地调换工作单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再东山再起。在更多的时候,党政干部违法犯罪之后, 总是被保护起来,以维护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和在民众中的权威。堕变了的执政党及其官僚体系已不再是什么进步的先锋队,而是一种纯粹的利益集团,贪婪、专横 与邪恶的渊薮!

第三,权力垄断的执政模式既要求全社会无条件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在党内又要求全党紧紧围绕党中央,而党中央是少数人(往往由某一个实权人物主宰)组成的一个小集体。所以,党的领导的实质是某几个人的领导或某一个人的领导(他既是党的最高领导,而且常常掌握军权)。这就产生了极权。而整个社会按照同样的方式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统治模式。

由于执政党的成员并不是由民众选举,而是由党组录取(这种录取不是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和公开化的操作,而是由党组成员或某个负责人说了算),因而,执政党并 不代表民意。随着执政党内部成员构成的整体变质,就使执政党彻底地变成一个拥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完全可以称呼他们为官僚阶级, 成为寄生性、奴役性、掠夺性的社会阶层。它通过现成的政治模式形成权力的垄断。一旦由执政党内部产生的领导人是自私的、邪恶的或无能的,整个社会就无条件 地接受一个自私、邪恶或无能者的管理和支配。他为了自我保护,又会千方百计压制善良、正义和杰出者,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

在社会信仰和教育层面,“坚持党的领导”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宗教化取向。党是神圣的,是天然地正确,是不容质疑的。它成了一种虚拟的更是强行规定的神,要求人们像对待神一般听从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既没有无所不能的神,也没有永远正确、永远大智大慧无所不能的“党”。在这样的氛围下,你质疑上帝或者佛的存在,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质疑执政党,就将面临失业甚至坐牢、发配西北利亚的危险。在这个层面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党的最高领导人 实际上就成了教皇,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社会决策权。为什么会演变为政教合一的制度,就因为垄断权力需要愚民,也因为权力垄断势力的极度贪婪,他们要攫取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信仰的全方位的利益!

党是由人组织的,党的性质是由它的成员的性质决定的,而不可能由它的纲领或领导人自吹自擂的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所决定。人本身才是决定的因素,作为个人的党员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正是这样)把即使是最完美最高尚的信念变成一纸空文,变成最具欺骗性的幌子。在现实操作上,“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实质上是 坚持某些人的领导,坚持斯大林或者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即“党中央”成了党的理所当然的代言人,说得准确一点,党的领导人、“党中央”借用“党”的通过政权、舆论宣传形成的威信在发号施令。“党的领导人”和“党”在舆论上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这是一种偷换概念),正如萨达姆要作恶时总要以真主的名义 一样,腐化堕落了的书记、支书等要维护私利时,也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利益由官员占有,后果由公众承受,责任由非人格的组织承担。法律既然赋予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党的领导人也就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所以,这种一党政治不可避免要沦为人治、专制。这是“解放人民大众”的崇高的(也是乌托 邦的)信念悄然、而且必然地发生逆转的密秘。

这种制度模式下,不仅仅有一个最高的独裁者,更为恶劣的是,整个社会都被套在专横强制的森严壁垒里,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单位,都是等级性专制模式。每级党政官员对其权限内的人事都拥有专断独裁的权力,所以社会被层层控制,层层奴役。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官员,对上级是奴才,对下级就是暴君,无权的老百姓就对他们的子女施展专断的权力。这对每一个人的人性都带来了扭曲和异化。并在国民性上滋长权力本位的文化精神,导致整个国民同时具备专横性和奴性双重劣根性 ——对上是奴性,对下是专横性。

布尔什维克党专断的政治模式很快会堕落成金字塔式的专制-等级模式,最终导致整个社会被腐败、专权者所层层控制,人民无法逃避权力的压迫和奴役。一旦无能者、野心家、自私、偏执、邪恶的人混进了社会管理层,它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大肆扩张,势不可挡。特权政治为邪恶产生提供沃土,并为产生出来的邪恶产生四种保护机制:

一是专政的暴力保护;二是被官方控制了的舆论和教育(它从小学就开始培养民众对独裁政权像神一般的信赖和驯服)的维护;三是长期的宣传教育、信息封锁和暴力迫害产生了人民的麻木、缺乏判断力的社会默许的保护;四是政府成了各级官员谋私的大本营后,官僚们为了自己特权和私利,就一定会聚精汇神地维护那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一旦专制政权被无能、自私、邪恶势力把持,专制就成了无能、自私、邪恶的有力保障。没有人能进行纠正、没有人敢进行纠正。原本维护社会主义的 专制摇身一变,成了侵蚀、歪曲社会主义的邪恶专制,公有制的理想变成等级制的现实,而且仍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使社会主义理想成为为虎作伥的道具傀儡,为觉醒的人们所唾弃和恐惧。

马克思本身对官僚主义做过深刻的剖析(这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0—302页):

(1)私利原则。马克思称之为国家的同业公会。权势或财富是官员的为官之道。政府就是官僚谋私的大本营,是一种特权的产业。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自私自利正是人的共同本性,不仅资本家是这样。

(2)权威原则,权威是压制愚民的最佳手段,在专制体制下,必定控制舆论,压制不符合官僚自身利益的言论和新闻。从原则上说,大凡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 而不会害怕攻击,但专权者往往是混进来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不学无术,因而就特别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就必须摆出一副世与无争的官架子,要用暴力、用 “”来规定官员、特别是领导人不容置疑的神圣地位,即使是白痴,也要让民众当天才来崇拜,他的话也就是金科玉律。文革时有个叫陈永贵的文盲农民当上副总理之后,他的讲话也同样成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重要文件,全国的专家学者都要聚精汇神地研究它、执行它。

一方面,在强制性权威原则的灌输下,人民不敢批评与反对,最终连批评与反对的意志和能力都丧失了,当权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颠倒黑白,恣意妄为。政府的失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指出,甚至千方百计不让民众知道,任何政府行为都被标榜为英明决策(党把知识分子送到西北利亚的时候,是党的英明;党把他们从西北利亚放出来,更是党的英明)、伟大创举,包括那些背叛信仰的行为,在这时,老百姓早被驯化成没有判断力的猪和羊。

民众只拥有被单方面管制的言论权、出版权与选举权,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社会决策由权力机构内部暗箱操作,这种政府实质就是黑社会组织。

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养育了腐败无能的官僚阶层。在专制体制里,掌权者靠的主要不是个人的安邦治国能力,而是裙带关系、同流合污的卑贱、尔虞我诈的伎俩,越是见风使舵、谄谀奉迎、阴险卑劣的人,越是如鱼得水,臭味相投,越容易“脱颖而出”。当初戈尔巴乔夫初掌政权,基辛格博士还煞有介事的撰文告诫美国当局, 要小心对付戈氏,因为他认为,在险恶的权力倾轧中脱颖而出的政治领导人一定是杰出而危险的人物,这暴露了基辛格对专制体制的极不了解。专制体制内部不会产 生伟人或天才,这种人早就被排挤被扼杀,爬上了权力上层的人,或者是卑鄙、阴险、狡猾的恶人,或者是最擅长争权夺利、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奸人,或者是懦弱无能志大才疏的傀儡。归根到底,这类人在建设、改进社会上,注定是无能的。(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无能的人,但并不否认他在推动俄国民主化、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价值)

(3)秘密原则。秘密就是暗箱操作,既是为了维护权威、操纵决策,也是为了掩饰无能或不可公诸天下的私心。如果社会增加了透明度,等于擦亮了人民的眼睛, 曝光了他们的权力隐私。但是,通过暗箱操作,,虽然表面上可以造成一时的“光辉形象”和神秘威信,但官员却在官场内部腐败。比如,逐渐出现巨额财政亏空、国有企业债台高筑。一旦出现巨额财政亏空,政府控制力削弱,社会矛盾激化进而引发动荡和权力角逐,最终将导致整个权力体系被腐蚀而必然地趋向崩 溃。但是,如果社会没有得到有效和充分的现代性启蒙,陷入动荡的社会最终又会回到原来的等级秩序之中,或者陷入长期的动乱。

(4)上下分割。既然官场已经演变成了私人利益机构,官员们就会力争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产生了等级模式的利益分割。一方面上级因其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对 下级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监督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也要给下级获利的必要空间。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出于各自的私利,原来由权力等级建立的秩序会趋向于利益集团的独立化,在官僚主义社会里,表面上是铁板一块,内部却是分立的,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袋装的马铃薯”,一旦权力的袋子破裂,整个社会就分崩离析,从古到今,那些由权力和等级秩序建立起来的统一都将走向崩溃的命运。这也决定了苏联解体的命运。

专制的政治制度注定堕落为等级制度,这是一种不人道的私有制。社会权利等级化之后,个人能力得不到体现,而且不容许得到体现,加上对社会的精神钳制──一 些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教条也要求全社会来信奉和尊崇,加上官僚体制的腐败化,这样的社会无论在经济上、在伦理-道德上、在精神理念上、在人的尊严和权利上, 都会趋向于全面衰退以致于产生崩溃的爆发。

二十世纪列宁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上的局限,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在于进行这场革命的人和他们的拥护者(贫困、受压迫者)的素质太低,他们对社会主义做了肤浅的曲解,是为我所用地借用了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错误的结论。一旦革命者获得成功,他们的地位发生改变,他们也就成了新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历史又逐渐退回到了它的起点,而且,社会主义遭到玷污,受到人们的痛恨。

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胜利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地区,在这个社会阶段,由于农村土地兼并严重,传统农业社会遇到这一情况,就必然产生农民起义,杀死地主和官僚,实现土地的重新平均化分配;但工业化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释放社会冲突的途径,那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农业社会释放或者抛出大量的无产阶层走向城市化,但是,由于当时城市工业水平有限,城市社会保障近乎空白,就产生城市的无产阶层,他们既受到专制制度的迫害,在企业里面也收入微薄,他们很容易受到煽动。而这些参与所谓革命的人群,根本就没有现代性素养,他们本身就直接从农业封建等级社会进入城市,还没有获得契约精神的熏陶,就开始成为市场企业的造反者,结果,他们的胜利仅仅是暴力的胜利,而不是政治观念的胜利,他们也不知道现代政治的基础,结果,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直接选择了传统等级制度模式,人治。这不是革命,而是政治上向封建等级制度的回归,却被贴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标签,自以为是地以为超越了资本主义,自以为是地以为是一种进步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致命灾难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原因,那么,政治制度应该如何选择呢?首先,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政 治权力的全民所有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代议制中,每个公民都有等同的投票选择权,也具有监督权,而且每个人都有资格和机会成为候选人,成为管理者(政府官员)或者决策者(议员)。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宣传总是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资本控制的,产权属于资产阶级,特别是为大金融资本势力所控制,在这一前提下,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在选举制度上,无论的全民直选,还是间接选举,每个公民的投票权都是一样 的,显然,非资产阶级的人数远远多于资产阶级,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代言人,而不受资产阶级所左右。如果民众普遍认为国营企业效率高于民营企业,那么, 完全可以推举一个主张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人来组织政府。马克·吐温所描绘的吹金喇叭选举的情况并不会出现。在瑞典,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能够推举他们的代理人当选总统,并成为执政党,这其实也说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全民所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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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类主义伦理学】 单一政党垄断的政治制度_孤独地思想着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