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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人口比例的概念,在中国媒体和网络间频繁使用。笔者从前对此的了解仅仅是:一,专业官方机构有相关调查,但却不使用这些概念的,给人的感觉它们不是技术名词而是意识形态概念;二,一些国内研究机构,例如社科院和某些大学的研究所,某些教授领导的研究组,每年发布这样的数据;三,有一组数据是来自世界银行的。看了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报道才知道,所有这些数据只有一个正宗的出处,即官方调查机构,非官方机构,包括世行的报告,只是与其“合作”的产品。

官方怎样做这类调查呢?报道举了两个城市的例子:一是深圳2002年的入户调查,样本选取了100户,2003年扩大到了600户,此后几年怎么样报道没说,不知道进步了多少;二是到了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的“高收入人群调查”,得出了“最高月收入,不过14500元”的结论。它的调查设计,是在样本空间里排除了公务员和央企职工。这样的调查除了表明做了调查,就是谁引用谁上当。当然,实际上也应该没有人上当,因为官民都不相信的。

这是统计调查的设计级错误带来调查无效。此外,即便设计合理,在中国进行财富和收入的入户调查,也实在是一件难事。报道说,当“北方某特大城市”的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成为一次调查的样本点时,“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有人愿意配合调查。最后只好换了个小区”。难道调查队给他们讲过吗:统计调查不是纪委调查和公安侦察,它的道德原则,一是自愿,二是无计名。“不会发现和举报不正常财富和收入”,这就像人口普查不收计划生育罚款一样。可是,“直属机关”的公务员和家属们才不跟你哆嗦这些。

这就是官方的调查。其它学术性的机构,如果实行独立调查,恐怕是困难得无法开工。所以,它们都采取跟官方调查机构合作的方式。但我也并不是说,它们发布的数据就没有价值。应该相信他们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去修补调查的不足。不过,正确的“基尼系数”也只对国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有意义。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否有相对剥夺感,是否过得下去,全凭自身感觉,而不会去查数据。

另外顺便提一下,此前媒体发布的“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称中国“1%的人口占有41.7%的社会财富”,其中“1%”为“10%”之误。这样的错误还没有等到有关方面的处理,媒体就更正了。也算是媒体可以自动修复功能的一例。

最后,无论统计调查多么纠结,目前,关于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分配不公的事实,倒是已经取得官民共识。新华社属下的《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比一些独立研究发布的数据更严重。一段时间以来,温总理也一再批评我国社会分配不公。6月1日,在日本接受NHK记者采访时,有“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的说法,还不无隐忧地加了一句:“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20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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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