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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出了一本关于“舆论引导艺术”的书,认为领导干部应该从媒体的上级变成被监督者”。

“你管住了本地媒体,管不住中央和外地媒体,管住了境内媒体,管不住西方媒体,管住了传统媒体,管不住网络媒体,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很被动。”

“老是反对低俗,什么叫低俗,什么尺寸?要拿出判断依据,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把通俗说成低俗,重一下,轻一下,这样的行政成本很高。你看国外的三级片,标准就很具体,“一具体就深入”。”

“有时候光靠行政命令,一时管用,但长远效果不一定多好。不能简单说不许报,或者发个新闻通稿。你看石首事件,才发两三篇,那边网上发了几百篇,老百姓当然跟着它走了。”

当过15年记者、连任两届中国记协副主席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电局局长任贤良,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的书。

书中列举了SARS、孙志刚案、周老虎事件、石首骚乱、邓玉娇案等近年来国内的热点新闻,一一解析官员应对舆论的得失。

任贤良说,领导干部应该完成角色转换,从媒体的上级变成被监督者。这位原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像是写教材一样,向他的领导干部读者们介绍什么是新闻, 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舆论监督。他还特意强调,对都市类报刊和网络不应看作杂音;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记者,往往是为数不多的优秀记者。

事情发生了,你能堵得住吗?

“你啥事还没做,就夸夸其谈,有突发事件发生,你还说什么低调,都是错误的。”

:你的读者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宣传部门官员,一类是其他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

任贤良:主要是给一线的党政领导看的,关键是他们真正意识到正确面对媒体的重要性。宣传部主要是操作层面,操作是一方面,但关键在于决策。

南方周末:我感觉你苦口婆心,甚至要告诉干部,中国的记者和外国记者不一样,是很和善的,帮你忙的。

任贤良:笔在记者手里,一些干部有抵触心态,心里害怕。要让大家理解媒体,新闻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发生,也就不会有新闻,除非你捏造。

南方周末:你举了吕日周的例子,说明主要领导对舆论监督支持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一个地方的舆论环境松紧,与主要领导往往有关系。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任贤良:现在,某个事情发生了,你能堵得住吗?一个执政党和它的领导干部,非要逆势而动,压制批评和监督,将来你会更被动,要被抛弃。

南方周末:所谓的低调,多做少说,甚至不说,在你看来,都不一定是优点。

任贤良:高调或者低调,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讲。你啥事还没做,就夸夸其谈,有突发事件发生,你还说什么低调,都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有些干部喜欢把“不争论”挂口头。

任贤良:如果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发展是硬道理,大家埋头苦干,倒是对的。但明明有大是大非,涉及原则性的问题,百姓根本利益的问题,不去跟人说清楚讲明白,那就不行。

南方周末:你提出干部要学会跟记者交朋友。有些案例中,如果干部态度好点的话,也许报道会客气一些。

任贤良:干部和记者相互之间可以沟通信息了解情况。记者可以通过他们掌握更深入的信息,但该报道的还是要报道,而不是被封口或者被利用。

南方周末:但有地方要求被监督者审稿才能见报,你似乎也没有明确反对。

任贤良:审稿可以核实一些信息,防止出现错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失实报道往往对干部的打击很大。你看娱乐报道,那些明星都害怕得不得了。

南方周末:但批评报道中,失实的应该还是少数吧?

任贤良:我现在从事管理,有体会。你看山西都出现了记者村,社会闲杂人员打着监督的旗号,敲诈勒索。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肯定了跨区域监督的意义,特别是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方面。

任贤良:从媒体来讲,哪儿有新闻,当然就去。“以邻为壑”,人家当然有意见。我觉得要去改进当地媒体的生态,该发布的发布,该监督的监督。

慎用行政手段

“应该说我是替媒体在说话,包括希望我们的官员要多疏少堵,要理解媒体。”

南方周末:你认为并非 “有闻必录”,有些信息“大众不应该知道,也不想知道”,是指什么?

任贤良:有些是没有价值的,不涉及公众利益,就没有必要报道;而有些涉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宗教等敏感问题,比如当年的核弹试验,当时确需高度保密。我认为,凡是与民众利益有关的,就应该向社会公布。

南方周末:但有些信息就不那么好界定,比如对低俗的理解可能就不同。最近热播的征婚类节目,你怎么看?

任贤良:确实难以界定,但有些东西已经偏离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宣扬拜金主义。在西方,在公共频道上非常干净,你乐意看黄色暴力的东西,就去看收费频道。

南方周末:但我们没分类,结果大家都被当作儿童。

任贤良:有些问题,政府部门该管的还是得管。但也不是事无巨细,每件事情政府都要去拦着。

比如分级问题,政府部门的责任就是制定标准。老是反对低俗,什么叫低俗,什么尺寸?要拿出判断依据,不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把通俗说成低俗,重一下,轻一下,这样的行政成本很高。你看国外的三级片,标准就很具体,“一具体就深入”。

南方周末:你在宣传部也分管新闻,怎么评价自己对媒体的态度?

任贤良:我希望官员要多疏少堵,要理解媒体,提倡公开透明。当然我也指出了媒体做得不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谁来监督媒体的问题。

有时候光靠行政命令,一时管用,但长远效果不一定多好。不能简单说不许报,或者发个新闻通稿。你看石首事件,才发两三篇,那边网上发了几百篇,老百姓当然跟着它走了。

南方周末:作为曾经的媒体人,你也认同舆论监督难,作为管理者,你怎么去支持舆论监督?

任贤良:中国已经进入问题多发期。过去都是党报党刊,完全听你的。改革开放后,问题多了,媒体形态也多了,许多干部无所适从。要么就 拖、拦、堵,不准报;要么话说得很不好,曝光后形象极差。而且,你管住了本地媒体,管不住中央和外地媒体,管住了境内媒体,管不住西方媒体,管住了传统媒 体,管不住网络媒体,总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很被动。

南方周末:你书中好像有替官员说话的味道,比如周老虎事件,你觉得他们也有主观向好的一面。

任贤良:各地都有引资热,地方官员想借此提高知名度,希望国家重视,不排除他们有这种善良的动机。我不太相信他们会联合农民故意造假,干部还没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也不是专家,一开始缺乏判断力,也没有别的可以炒作的,但后来大家广泛质疑,你再坚持,就另当别论。

我也当过记者,了解媒体的属性,进入机关后,了解操作者的难处。现在是矛盾突发期,官员拍板总难免会有偏差和不足。应该更多给予善意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光看着他往沟里掉。有的媒体还设置议题,让他往沟里走。

“宣则成隐则败”

“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应该防止和避免集中力量办坏事,比如大跃进。”

南方周末:现在对于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的宣传管理,似乎已摸索出一套模式。

任贤良:现在信息传播很快,对传媒的那套旧的管理办法不适应了。我们必须在24小时的黄金时间内,抢到舆论制高点,否则就会陷入被动。

在“3·14”事件时,连中央媒体都慢了,当时就很被动。而“5·12”地震第一时间全面开放,赢得一片掌声。这是一个分界线,之后中央总结提出新的20字方针,即“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都是 “出口转内销”,无论SARS还是三鹿事件。

任贤良:这种事情越来越少,越来越无秘密可言。现在除了媒体,还有手机,亲朋好友都可以互通。我在书中引用了古人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荀子讲的是,“宣则成隐则败”。

南方周末:你总结在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要有收有放,那么,类似地震中倒塌校舍的质量问题,以及其他丑恶现象,是否不宜报道?

任贤良:我觉得要掌握一定的度。抢险救灾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抢救生命。当然,大家也看到学校倒塌比较多,学生死亡比较多,但不要把这个当主话题炒,喧宾夺主,甚至拷问,这些应放在后面。当然,适当报道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负面事件以正面方式报道,是否也有度的问题,比如王家岭矿难救援很成功,但后来媒体也呼吁不要把丧事当喜事办。

任贤良:本来就是一场灾难,把人救出来,值得安慰,但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当做正面的东西去歌颂。

但媒体也有个问题,灾难一发生,蜂拥而至,等人救出来,党和政府措施出效果时,都跑光了,也没人来关注那些被救矿工的后续问题。

南方周末:你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三个月,有怎样的感受?

任贤良:当时是新奥尔良飓风,三天后布什才去,军队也不能随意调动,影响了救灾和时效。你说按它那套行吗?我们在大灾大难面前,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下子凸显我们的优势。但我也说,我们应该防止和避免集中力量办坏事,比如大跃进和“文革”。

南方周末:你将媒体定位为“小骂大帮忙”——这是贬义词,讽刺《大公报》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监督是假的监督,用在这里是否妥当?

任贤良:借用而已。中国的媒体对党和政府是真帮忙。我们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媒体都是党和人民的媒体,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不是为了推翻这个政权,而是为了让它更好。所以我说媒体是“保健医生”,它能帮助克服执政中的不足和病灶。

南方周末:你提到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之时,应该与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沟通,这些想法是不是太天真?

任贤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干部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当然还是有些素质低作风霸道的、不开窍的,甚至雷人的干部。国外媒体都进来了,干部不可能只接触本地的媒体,在自己的夜郎国里自大。我相信,聪明的干部都会以开放心态来面对媒体。

网络管理不应因噎废食

“不要动不动说人家是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你要去说明真相。”

南方周末:对你而言,网络管理是不是最难的?

任贤良:是,最活跃,未知的多于已知的,最难把握。而且网上好多东西没多少规律可循,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出来,突然一个热帖,就会成为一个新闻事件。

南方周末:去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备受关注,特别是受到西方的指责,你怎么看?

任贤良:西方说这些东西,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改革开放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我们觉得管得太紧,还可以适当放开,可以纠正。

其实网民的素质也在提高。过去是好多愤青。我们得培养网评员队伍,把一些客观报道真相、也有利于党和政府工作的报道,组织一些网评引导。

南方周末:网络还促使人们思想更加活跃,不是你引导他们就跟着走,比如有的网评文章会被骂“五毛党”。

任贤良:网络具有汇聚扩大效应,我们充分利用和享受它的便捷和好处,但也不能忽视它的副作用。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宗教的不利信息,该管理、该引导、该限制的,还是要去做。

不过,不要动不动说人家是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你要去说明真相。我看老百姓经常担心得不到真相。你非要歪曲真相,网民当然不会接受。

南方周末:有些在网上发帖的人,被作为造谣者抓起来了。

任贤良:网上确实有缺乏事实依据的言论,但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因举报者说了点不准确的信息就把人给逮捕了。这本身就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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