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扰扰的2009年即将逝去,在跨入新年的门槛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无力感,以及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抑郁,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我也原非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而这种无力与惶恐,又因近日在听了孙立平教授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发表的讲演,以及12月30日南都对王帅的报道后,感受愈益真切。

孙教授在公众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今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病症,他表示,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源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政治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基本的基调。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僵化的维稳意识,使得当局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正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利益关系就会失衡,而利益关系越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需要维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终致形成社会问题治理的“地上河”: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治,反而更加严重,而逐年升高的天价维稳成本则成为沉重的额外的包袱。

孙教授的这种观点,我相信并非他个人的新见,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对中国的现实有过深入思考的人,就能大体觉察出这种问题。可以这么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有些问题也并不见得是件难事,譬如孙教授在论坛中所说的,建立现金管理制度,再加上开放媒体监督权,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就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腐败遍地开花、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难堪境地。然而,为什么这么一些常识性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当局却避而不谈或认为不可行呢?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孙教授甚至在一些文章指出,中国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一个社会的肌体细胞正逐渐坏死,功能正逐渐失效,但主政者却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就像媒体近日报道的一些地方出现用胶水糊桥、垃圾填桥的现象一样,在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而至于个别有良知的媒体、知识分子所起的监督作用则是有限的,像胶水糊桥、垃圾填桥这样的事,并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桥面断裂自动暴露出来的。虽然在西方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能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然而中国的媒体的处境却是尴尬的,一方面因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的逼仄,媒体由此起着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作用,而使其难以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委身于党的领导,所谓的独立的舆论监督也就寸步难行。总之,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即便是那些自命“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媒体,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天孙教授在演讲完毕时,我脑际突然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这句充满着无奈和无力感的话或相类似的话,是很多人都想过或说过的。为了自保,作为舆论高地的媒体,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要看新闻宣传处的脸色行事,或自觉“自宫”;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只能在江湖之远的地方被当作牢骚发发而已。而至于像我之类的“”们,所谓的无奈与无力显然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了。

的确,在中国,从对死已麻木的煤矿工人,到在遗书上说“我不想死”的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以及自焚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底层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都可能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身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杨宽生、唐福珍等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何况如草芥之“屁民”?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违法征地,随后遭跨省追捕被拘8天的河南青年王帅,从“拯救家乡的英雄”到“灵宝的汉奸”的转换,面对乡人的敌意和冷眼旁观,这个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有的只是挫败感和对人性的怀疑:“我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删除所有年轻的记忆,不再胡言乱语,抒发感情。”

王帅等人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王帅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对世态的“彻悟”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的这种变化何尝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和损失!

唐福珍、王帅等人所选择的自焚或沉默,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那个让人诟病千夫所指的“体制”,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甚至用连岳的话说,“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没用的”“那不关我的事”等等话语,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么?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曾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从职业记者编辑到社会公众,只不过我们出的力大小不同而已。“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民国初年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其《忏悔录》中的这段对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忏悔,足以让所有远离或漠视良心的新闻人心灵震颤、无地自容。作为在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中混迹的一员,我们不也曾或正在为极权出过一份力么?

想及此,我就为我那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力感,以及那突闪而过的念头而深感羞愧。的确,面对让人诟病的体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我们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功劳”了。我们且不说宏大的体制问题,单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一个小偷正在菜市场一肉档前用剪刀剪一位女士挂在手腕的钱包,肉档老板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在自己摊前行窃,却沉默不语而把视线转至一侧;而相隔一条过道的摊主也选择了远观和沉默;至于行人,所表现出来的仍和摊主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摊主们选择沉默是怕被小偷报复,而行人选择沉默是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心理。正是这种集体性沉默,才使得小偷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行窃。这样的事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了不让小偷得逞,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但请别选择沉默、视而不见!否则,不仅难保小偷下一次光顾的不是你,而且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小至对待小偷的问题,大至庞大的体制问题,请别说“和我无关”“中国没救了”之类的话,它们都有着每一个个体的一份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无数普通、平凡的“位卑者”,而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事。在公共领域发表个人的言论,尽管“屁民”们的影响微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有多个声音要比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力求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至于粗暴蛮横。其实,能影响一两人固然是好事(其实这就算赚了),即便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理应自觉去做的日修课,而非把它当成一件很崇高的事,其实它只是个人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你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善意的举动,就给人带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沉疴已久的体制病何时才能够治好,然而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地用行动去见证、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变化,也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