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将近二十年后,又在新华社电稿中看到“”二字,我非常振奋,当即写了文章讨论罢工的权利。那是2008年11月3日,新华社发出消息说,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罢工”。但是,这两个字只是幽灵般地一闪而过。在新华社的后续报道和所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及评论中,重庆出租车司机并没有“”,而是“停运”或“部分停运”。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没有异议人士”一样,官方通过对“罢工”、“游行”等词语的回避,来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利的理由就是,中国是公有制国家,不会发生罢工。即便后来发生了,那也不是“罢工”,而是“停工”。

上月中旬爆发的广东南海“本田罢工”,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罢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连绵不断。尽管仍有媒体按照“中国没有罢工”的思路,坚持使用“停工”二字,但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荒谬感。更多的媒体上,罢工正在难以阻止地为自己正名。劳工权益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没有罢工”的日子里,“停工”事实上也是不被允许的,组织罢工可以成为一项罪名。重庆“打黑”运动中,前人大代表、亿万富翁黎强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组织了重庆“11·3”出租车停运。在郑州、兰州等地,都出现过有人因“煽动停运”而被拘捕的事件。

只要有罢工,就会有组织者和煽动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田罢工最初的组织者和煽动者被工厂辞退离开之后,罢工者一度群龙无首,谁都不敢出头。政府和企业想要和解,也找不到代表来谈判。在中间人士的斡旋下,工人们才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罢工结束。

在罢工初期,本田资方除了辞退组织者,还请来实习生的学校施压,让他们签署不罢工承诺书。此外,本田公司还可以另外招工。不过,这些做法都包含着成本的考量,使得资方不会轻易离开谈判桌。谈判也就意味着承认,意味着双方的对等关系。

罢工者最难应付的其实是政府。刘少奇在1932年写下的《罢工策略》中,列举了“敌人”对付罢工的17条办法,其中若干条就是政府滥用公权力。比如“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他所指的“敌人”,就是资本家和政府的联盟。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缓和事态,也会“亲切接见工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但是,这都是居高临下的恩赐,而不是对等的谈判。

在本田罢工期间,政府并没有闲着,据说地方官员也十分焦虑。所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匆忙地把罢工宣布为群体性事件,直接派警察进行镇压,取代资方成为工人的第一对立面。直面劳资纠纷,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政府的角色就正当了很多。

罢工者提出的最引人瞩目的要求是独立组建工会。在过去的中国或者一直以来的外国,罢工基本上都是由工会组织,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和政府谈判。本田罢工期间的荒唐故事是,阻止工人罢工、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的,不是警察而是工会人员。如今的工会系统,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资方雇员,他们为谁工作不言而喻。但是,能否组建自己的工会,并不是一个劳资纠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只能寄望于政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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