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结合是需要面对的事实

记者(以下简称记):打眼一看书名,叫“黑皮书”,给人的第一感觉要“揭黑”,但书中内容涉及“黑”的内容似乎不多。

苏小和(以下简称苏):“黑皮”的定义,其实更多定位在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上。有一个事实是需要面对的。中国的企业家面对政府管理,基本处于弱势,不透明。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交叉地带,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的盈利空间,也是企业家祸起萧墙的多发之地。因此,我在书里呈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在这个地带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是一些方法。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不论环境多么幽暗,企业都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发展。大家看到了,我所访问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很成功的,这意味着,在那个黑色的交叉地带,这些企业家是有自己独到的企业方法的。

记:你和12位企业家进行了深入对话,用了两年多时间。正像你说的,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所领导的企业都是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华远的任志强、百度的李彦宏、万科的王石以及田溯宁、王中军、张树新等。他们愿意就官商结合这个话题进行交流吗?从书中看得出来,有些人似乎有所保留。

苏:一般情况下,爱思考,关心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企业家,更愿意和我交流这个话题,也能说出一些精彩的风景。所以我是有选择的和企业家进行交流。中国向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企业家阶层也不例外,不管是国企的,还是私企的,这样的人都大量存在。

当然,当前企业家和国家的关系,一般都是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隐藏的政府关系,而企业家在这个社会里,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妥协性、最具有建设性的阶层。因此,我理解有的企业家畅所欲言,而有的企业家则言辞谨慎。企业家的第一责任是发展企业,而不是言论出位,所以,大家看到的“实话实说”也好,欲言又止也好,都是企业家生存的一部分。

记:有没有不愿就这个问题和你对话的?

苏:当然有,甚至有的在采访完成后,我发现基本没有价值,空话套话太多,可用的东西几近于无。至于理由,我想是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安全,或者与企业家的性格有关。

官商结合普遍存在,简单抨击没意义

记:从书中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企业、每一位企业家都与“官”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如任志强说“我们的脑袋是国有的,肢体是私人的”,郭为说“做好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官商结合在中国普遍吗?

苏:官商结合,在我的书里,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是一个学术定义,是企业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方法。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只关注现象,尽量不做价值判断。因此,我仅仅是呈现,沿着历史和现实的双向维度去呈现。

我可以肯定地说,官商结合在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人做生意,一般都会想到,有没有政府关系,有没有领导支持。面对这种现象,简单地抨击,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责任是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企业家和过去的企业家相比,和国外的企业家相比,是不是更加迷恋官商结合。事实上,在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也就是16世纪开始,官商结合也是他们的经济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固有的历史节奏和市场规律,官商结合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许有着积极的一面,也非常具有传承色彩。

记:这两年,有关“国进民退”、“垄断”等声音越来越多。是不是官商结合有加剧趋势?

苏: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如你所言,这几年国进民退导致的官商结合的确越来越醒目。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 “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记:有没有不这做样的企业,或者说哪些程度较轻?

苏:一般情况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区域,官商结合的现象越少,比如温州、福建莆田、东莞。尤其是珠三角,自由商业的气氛非常浓厚,生意人并不是动不动就找官员,老百姓也不是动不动就找政府。相比之下,其他地方,尤其是内地一些省份,官员主导经济,主动结合企业的现象比比皆是。

既是传统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记:你在前言里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官商结合就一直存在,如李鸿章既是官也是商,胡雪岩则是著名的红顶商人,你还把1928年到1938年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 10年”。这是传统吗?历史上中国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想和官员走得更近些,是简单地想“攀高枝儿”吗?

苏:从历史和学术的层面看,官商结合的确是一个传统,一种约定俗成。但从当下的局面看,官商结合可能还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

这涉及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或者是政府和企业的分工。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 个人。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成为弱势群体。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在这样一个经济发生链下,企业寻找官商结合方法论,是一个清醒的、必然的选择。

记:国企不用说了。我注意到,你认为“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了。有人说,“官” 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你是这样看的吗?

苏: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是不是就此就谴责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是不是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我的态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你能在朝鲜、伊朗或尼日利亚找到多少优秀企业家?即使是看上去强大的俄罗斯,你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企业家的大名。

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傀儡”。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在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因此百年来,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也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也就是说,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阶层建立起来了,不再那么严重地依附于“官”,什么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才真正完善了。

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的一大原因

记:欧美、日本等国的官商结合相对较少?

苏: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都会出现官商结合的现象,因为政府需要发展经济,在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学分工之前,官商结合就是首要选项。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欧美、日本、韩国都有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不变,我们迟早会意识到,必须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清晰的市场分工,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记:你在书里说,“官商合作、政企不分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官商结合是不是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而只能“窝里横”的原因?因为到了国外就很难和 “官”结合了。

苏:基本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在官商结合的背景下,企业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上。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唯恐避之不及。

这样的表述当然有一些情绪化,在我看来,更大的危害在于,当企业家把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和官员应酬上,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市场,没有精力去思考核心技术。

记:那我们应该怎样逐渐走出官商结合的现状?

苏:在我看来,并不复杂:只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真正退出市场,企业的发生和发展才有空间。舍此一点,任何醒目的文件或者言辞,最终都只是一个幌子。

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寻找到正确案例。比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都愿意沿着农民土地产权有限确立的路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如果我们沿着政府退出的思路,作为企业细胞的家庭运营来进行分析,便可举一反三,得出令人开阔的结论。因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产权、贸易权、分配权完全由政府控制,几乎每个公社都像一家产权不清晰的企业,而这个企业的产权体系和资本来源,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政府彻底退出农村经济的生产、贸易和分配领域,将资本权利和生产权利完全交给农民。由此,一直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市场和企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它的主旋律,就是一种以家庭为单元的自发秩序,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自由竞争。

这么好的经验,而且是中国人自己找到的经验,为什么不继续吸收、发扬光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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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结合是中国企业最大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