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家长不容易,因为不能不告诉孩子,社会绝不像教科书中所描写的一般美好,不仅不美好,而且于相当程度上相当丑陋,等级森严,制度性歧视与“潜规则”无处不在。为了避免孩子未来被伤害,不得不逼着孩子去适应制度性歧视与“”,泯灭了个性,掐掉了梦想,选择在僵硬呆板的无谓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中国做孩子也不容易,因为怎么也想不通透,世界不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吗?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平等的吗?怎么可以那么阴暗呢?

如果“”竟真的是一道沟,那么,横亘在中国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那道沟,比之于横亘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那道沟,可是要深得多了。因为后者无需刻意地教导孩子适应制度性歧视与“潜规则”。天可怜见,那几乎是世界上最令人头疼的“工作”了。

譬如说,面前有一位环卫工人走过,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家长与孩子,应该没有什么,做环卫工人有什么不好呢?他辛勤地工作,社会需要他的工作,也必然会承认、尊重他劳动的价值,至少会回报给他一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价值相匹配的收入,足以保证他以及他的家人活得有起码的尊严。而于中国的家长与孩子,问题就大了,家长得想办法拐弯抹角地教育孩子说,看看,不听我的话,你的未来就可能是做一名环卫工!做环卫工的不好,不在于不是在辛勤地工作,不在于社会不需要环卫工的工作,而是社会在享受了环卫工人们的劳动价值之后,竟然很不道义地、制度性质地拒不承认其劳动待遇,拒不给予其相应的劳动报酬以及福利,老了病了都没有人管,还搞出一大套市场选择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混蛋理论出来羞辱人,你希望自己的未来像他一样么?不是说这样一种现状好,而是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抗争太微弱了,只能适应现状,否则,便如一片落叶,瞬间就会被冲走了。

这些天来,关于“代沟”,关于父母子女关系,陆续有一些重磅报道见诸媒体,如《南方周末》的报道《“父母皆祸害”?》,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清研咨询,对312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9.6%的人坦言与父母有矛盾,只有16.5%的人认为父母施压对子女的成才有好处。通常的解释,是父母亲将自己未曾实现过的理想寄托在了孩子身上,真的是这样么?往往不过就是希望孩子的成绩能稍微好一些,以后能够有一份特别稳定的工作,最好是能够做公务员,然后平平安安、无忧无虑过一生,能有多少理想成份在里面呢?与其说是父母亲将自己未曾实现过的理想寄托在了孩子身上,不如说是父母亲在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人生坎坷告诉孩子。

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结尾,就特别强调说:“‘父母皆祸害’管理员张坤注意到,两年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离去。”他们都离去到哪里去了?其中,被重点报道的一位成员是做妈妈了,才刚刚做妈妈,已经开始甄选婴儿早教机构,并“极力游说父母,还是别一次性还清房贷,将手头余钱买套学区房,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了。是她们主动地泯灭了个性,掐掉了梦想,还是她们的个性与梦想,在踏入社会后,被制度性歧视与种种“潜规则”给抹平了?

22日的《羊城晚报》上有谢清启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父母皆祸害”虽然过激不无道理》,要求反思“我们今天怎么做父(母)亲?”大道理上我能认同他的说法,然而,揆诸现实,却不能不说,在这样一个“司局级待遇”、“老干部活动中心”、“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收入”、“暂住证”、“居住证”、“农民工”、“借读费”泛滥的时代里,这样去反思是不是太天真了?老舍先生是曾经说过不介意子女做清洁工的,我以为他言说的只是一种理想:职业不分贵贱,必定不会有制度性歧视,而换了生活在今时今日,如果舒乙先生真的准备去做清洁工,恐怕做父亲的老舍先生要跳起来导之、教之、训之,罚他跪床前了。

我很为中国的父母亲伤心,不得不很现实、很世故地教给孩子那些很阴暗的东西,逼迫孩子参与僵硬呆板的竞争;我更为中国的孩子伤心,他们憧憬的那个世界,纯净美丽,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只是存在于憧憬中。

“代沟”本来在古今中外存在着,但多数人何曾不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的道理,如果不是社会运行得太不够公平正义,等级森严,不是制度性歧视、“潜规则”盛行,父母子女一场“有今生没来世”,怎么可能如此严厉地逼迫孩子泯灭了个性,掐掉了梦想,去选择僵硬呆板的无谓竞争,而不是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呢?

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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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沟”深度与社会不公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