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7月23日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通缉,7月27日消息在微博上出现,次日见诸报媒,7月29日,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通缉令。
  记者仇子明经历了冰火两重天,遂昌县公安局也体验了何谓“形势急转直下”。
  仇子明报道上市公司凯恩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经济观察报》坚持刊发,此间记者和报社都抵抗住了可致报道死胎的“利诱”。凯恩企业报案,遂昌县公安局认定记者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作出刑拘决定并予以全国通缉,则是记者和媒体受到的“威逼”。
  如果记者、媒体和公众舆论不加反抗,按照传统样式,老老实实“配合公安机关工作”,仇子明有可能在行礼如仪的司法过程中入狱,即便情况不致如此糟糕,至少要在遂昌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吃一些时间的牢饭。
  事实上,浙江已经有一个公民翁余安,仅因多年炒股,关注凯恩企业,转发仇子明报道,就已经被杭州市公安机关配合遂昌县公安局捉拿。现在,遂昌公安局对仇子明的通缉已被责令撤销,公民翁余安也被释放。
  财阀是非常厉害的,仅次于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可以在治理一个地方时情同君皇,言出法随,无可阻挡;财阀也可以运用财力去收购一切,既包括以“危机公关”来收买媒体,也可以用经济力量去收买公权力。
  这些收买活动,有的是长线投入,有的临时投入;既可以是私人贿赂,也可以是非私人性的利益关系。对媒体,财阀可能以钱包收买记者,也可以用广告收买编辑部;对权力,财阀既可以重金贿买官员,也可以用“税收和就业贡献”买通一个地方的政权。
  凯恩企业在仇子明记者与《经济观察报》那里未能实现金钱对正义的销声,拒绝收买的仇子明可贵,宁可放弃广告而坚持刊发报道,并在记者遭受通缉时挺身而出的《经济观察报》也应获得掌声。凯恩企业转而报案,差点使逆拗其意的记者匿迹,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成功运作,是对遂昌县临时公关的硕果,还是对遂昌县长期贡献的回报,是打通了关键人物,还是赢得了整个权力系统的支持。
  思想、观点或者事实的陈述被刑事手段惩罚,举世有悠久历史,中国仍可谓现实。这类惩罚,媒体大多未能报道,但近几年媒体仍然报道了不少这类惩罚案例,包括辽宁西丰公安机关进京抓记者,包括不断发生的网民诽谤案,包括重庆记者因网上聊天被讯问,包括更多的人因为其纯粹观念或信息行为而受到权力明显的“关注提醒”。
  记者仇子明被通缉,是在这一总体背景达到的一个新水平,因为通缉已不再是某一个别公安机关的行动,而是全国境内所有人都有权利乃至责任报告被通缉者的行踪(例如任何旅店、机场等身份验证场所),所有公安机关都必须对被通缉者予以抓捕。一个公安机关被打通,就可以制造一张对某人的天罗地网。
  仅仅一天之前,遂昌县公安局还在声言其“程序合法”。举世之下,大概只有那些认为对大钱大权大人物应该敬畏的人,才会对通缉仇子明情有所钟。现在丽水市公安局则判定遂昌县公安局通缉仇子明“不符合法定条件”,并要求对仇子明一案办理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仇子明被撤销通缉,可谓一事之是非,现已明了。而观念、言论、表达之现实环境,仍是能够产生新的言论案件的土壤。抗议的机会,还会有的,彼时舆论仍需群起而为。
                                    20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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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案撤销土壤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