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界著名人士。现为《明报》等众多媒体专栏作者,大学客座讲师,公益活动者,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嘉宾主持。因涉猎领域颇广,被香港媒体称为“文化百足”。

他喜欢混迹人群中,不显山露水的。在香港,他不开车,喜欢坐地铁,坐公交,喜欢在街道上走路;即使在电视上,他也是不张扬,没有侵略性的;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边缘的状态,只有边缘才能让他更加清醒;他做人很朴素,物质的欲望逐渐减少,感情几近空白,但是,惟有思想闪光。

很该死的,我迟到了。当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和录音笔时,梁文道就像电视里那样镇定地坐着,温和地看着我。不是客套地,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可我没法慢下来,脑中一片空白地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宽厚地笑着说,“这几天的交通就是很差,我也常常被堵在路上。”这话让我片刻间恢复了平静,这才抬头仔细看他。与电视上几乎没有两样,穿一套黑色中式的服装,含蓄,书卷气。头发短到近乎光头,戴一幅黑边框眼镜,神态自然,目光柔和。与他自如地聊过两句开场白后,他周到地问:“录的到吧?”我发自内心地轻松微笑:“录得到。”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对他产生紧张和陌生感,我的对面就像坐着一个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

讲话是一种责任

采访的过程中,他的电话响了,他对我说了声“抱歉”,然后就把电话关掉了。我有些过意不去,可是在他眼里看来,这也是一种责任感。

香港人称他为“文化百足”,他着实对得起这个称号,除了定期做客“锵锵三人行”,他还要写专栏,去大学讲课,组织文化活动,做公益活动……就连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问他,“今天开两会,梁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啊?”他就像做节目似的跟人家讲起来,打车时间有多长,他就讲多长。

梁文道确实会讲话,他声音柔和,态度轻松,常常冷不丁冒出个段子来,令人捧腹。就好像现在,即使现在没有面对摄像机,他也讲得绘声绘色。比如聊起他的身份。我问他,“你一般怎么介绍你自己?如果人家问‘梁文道是谁?干什么的?’你会怎么回答?”他“接招”接得很愉快,“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一般我就是叹一口气,然后说,我算是做传媒的吧,说完之后再补充,我也教书,也做一些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如果有人再有兴趣问我,我就跟他解释‘传媒’是怎么一回事。”我乐了,“那你为什么叹气呢?是那样的回答并非你愿意对吗?”他听了大笑,“其实我很想说自己是读书人,但是会把人吓一跳,就像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过日子的,不把人吓坏了?”

别被梁文道的外表骗了,他长了一幅貌似学究的样子,其实只要一开口讲话,幽默感便偷偷溜了出来。怪不得大家爱看他做客“锵锵三人行”,只要他到场,那期节目保证又靠谱,又有趣。记得十年前,梁文道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去“锵锵三人行”聊一期日本漫画的话题。他去了,坐下来侃起来便滔滔不绝,光头的样子又像足了“一休”,从此观众便不让他下去了。

采访的前一天,梁文道刚刚连录了三期“锵锵三人行”。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直播,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大家三个人凑过来,煞有介事地聊起来。没想到竟是连续录,那么压力是不是也很大?想不到梁文道一脸的轻松,说做客“锵锵三人行”是他所有工作中最轻松的,无论什么话题,拿来就侃。我问他,“你从来就不事先做功课吗?”“做功课?那是窦文涛的事情,我不用,我坐下来侃就行了。”

虽然用了“侃”这个字,但只要是开口说话,梁文道都不自觉地担着一份责任感,而这份责任感的源头来自于“自省”。“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得到了很多优惠的人。比如上大学,香港的大学生每年交学费1万多港币,但每个学生每年耗用了政府资源大概20万左右,这些钱哪来的,是纳税人的钱;还有,从小到大很多朋友他们能力很高,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上大学,因为有些人家里穷,别人在念书的时候,他要帮家里打杂,卖菜,那么我等于是占了人家的位置才念大学的,难道对他们没有一份责任吗?还有现在,我有时候做一个节目只要7、8分钟就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我凭什么就赚了这个钱?我用名气赚的东西始终是不该我赚的,于是我很多时候都很歉疚。”

于是,他在生活中的各个通道里尽可能多地满足他人的要求,比如他对那个的士司机讲话,即使很累,他也会认真地讲给他听;他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那些没有机会在媒体发声的人讲话,尽可能把他们的声音给传达出来。他真正的态度是率性而为,用率性的态度来完成他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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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文化可以令人洒脱与超然,我认识梁文道才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