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7c6926fa6ded972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CoChina 2010-06-28 15:10 此文是 Co-China 论坛主办的第 11 场活动 “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 第一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 Co-China 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 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 [email protected]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2010 年 6 月 19 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讨论嘉宾: :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撰稿。 程绮瑾:香港大学社工系在读博士,研究传媒报道与自杀的关系。 邓志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胡力汉: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首席记者。 胡泳:研究互联网问题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煜: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令狐补充:专栏作家,为《南方周末》、 《时代周报》等媒体撰稿。 :凤凰卫视新闻总监。 麦燕庭:香港记者协会主席。 毛向辉:网络专家,关注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潘毅:研究劳工问题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王冠绪:西语作家,为西班牙媒体撰写中国问题专栏。 汪永晨:环保学者。   主持: 杜婷: Co-China 论坛负责人   第一节:地震、矿难和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杜婷: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们第一个主题是地震、矿难和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先请闾丘露薇做综述。 : 对于突发新闻来讲最主要的一点是准确性。但这一点在突发新闻中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事件在不断变化,你可能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和得到的信息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变化,有可能你第一时间看到的东西到最后证明它是错的。所以记者在采访这些突发新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一方面是看记者的脉络,你的信息来源到底足不足够,另外一点就是记者本人的判断能力,这些跟记者的经验,专业水平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怎样去接触到比较全面、准确的信息源?像微博客、网络这些在突发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过去一两年,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方说我在泰国采访红衫军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多谢 Twitter ,它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不懂泰文,在泰国时看着泰国电视台不断有直播,政府每天有两场记者会,但我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们的翻译水平也很有限。这个情况也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发生过,我以为翻译翻的蛮准确,但很多翻译因为你不懂他的语言,他的水平到底是多少,你经常是会被欺骗的,你以为他告诉你准确的东西,其实他在里面加了很多自己的诠释、解释,这样就影响了你的判断。所以我觉得网络的出现对于报道的准确性,以及对于报道更多元化和更多的消息来源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点是角度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我们等下可以讨论。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除了告诉大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发生,包括它发生之后它的趋向会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我们拿汶川地震来举例。我记得地震一发生我就写了一篇博客,因为当时我在日本,我提出的问题是: “ 为什么学校倒塌那么多,死亡的学生那么多? ” 我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因为我 在日本看电视新闻和报道,它报道出来死亡的人数最多的是学生,我自己觉得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同样的情况在玉树地震发生之后,我记得凤凰网马上就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是学校没有事。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凭什么那么快就判断说学生是安全的,学校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判断是怎么出来。那么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新的更进报道出来,发现是有学校倒塌,凤凰网的编辑也承认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只是确认一家小学没有问题,但他们的标题就变成所有的小学都安全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媒体在报道突发新闻时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媒体的判断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救援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对政府对事态的判断往往有一个过高的估计,觉得他们应该对事态有全面的掌握,但其实并不是,他们很多时候是依赖媒体,依赖第三方的消息来做判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方说之前听到新华社的某位编辑说 7.5 事件,中央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态到底是怎样,他们依据的实际是新华社的内参。 最后一点我觉得需要去关注事件背后的原因。这一点我想从 SARS 开始,其实从更早,从 98 年的抗洪开始,大家已经慢慢去尝试探讨。 98 年我在江西采访抗洪的时候,虽然大部分媒体还是集中在怎样去救灾,民众、军人怎么样去抗洪,但也有一些媒体,他们已经是去关注到工程的安全性,是否豆腐渣工程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其实可以跟进的东西可以更多,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包括水利设施的合理性,过度开发等问题。 汪永晨: 其实主要是湿地的问题,我们原来的湿地是蓄水的,后来全给填了,或者就盖房子修路了。本来应该像一个大缸,用来蓄水,但是填了以后就像一个坛子,一来洪水水就溢出去了,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 : 对,像这样的人为的因素,很可惜的是 98 年的时候大家看问题还没有那么深,还没有用一种专业的眼光去看这些突发事件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两年开始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更多地学会去关注后面的东西是什么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突发新闻报道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怎么样去问一个准确的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怎样去问官员问题。很多媒体,包括凤凰,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喜欢堵领导人。我觉得堵领导人是没问题的,堵高级官员也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你堵了领导人之后你到底想问什么。你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怎样去利用它?比较著名的例子是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在汶川地震之后堵到了胡锦涛,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 你有什么话对我们香港人说? ”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浪费机会。但是这里面也反应出媒体人本身的心态问题。我讲讲我的经验,我在汶川地震之后追温家宝大概是追了三个镇,最后追到他。其实问了他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比较宏观,就是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为什么这么问?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他乐于回答的,先问这样的问题有助于采访能进行下去,接下来我就问了豆腐渣的难问题,还有非政府组织在地震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报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会去认可它。因为地震发生后对非政府组织的 态度,从一开始的宣传很快就变得非常低调,不再提他们,当然到最后就是打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问。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问善款会不会有贪污的问题。我为什么会从这四个角度来问?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官方的,要给政府说话的机会。豆腐渣工程和贪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你问低层的官员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既然有高层官员在那里我觉得不应该浪费机会。他当时的回答虽然没有直接承认有豆腐渣工程,但是说会阻止,或者说防止出现。我还记得当时谈到媒体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非常严厉的,说你们要给我们时间,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不要添乱。另外一个问题关于非政府组织,我想在整个救灾过程中以及未来类似情形出现时它是蛮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问问题是蛮有意思的,是对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考验,可以看出你的思路是怎样的。 怎样问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就涉及人文关怀。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包括在之后玉树,还有其它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经常会发现尤其是电视媒体,为了追求画面的渲染,或者是煽情,或者是感染力,经常会去追着灾民,这是有一种二次伤害的可能。当然最恶劣的一种情况是阻碍到救灾的进行,这一点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发生的比较多,比方说为了配合直播,记者和救援人员讲你先不要救,让我先采访做完直播之后你再去救。但我们都知道救援工作里面差一两分钟效果都会有很大不同。包括默哀的场面,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为制造的因素,这都是媒体应该要反思和考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把灾民当成我们的道具、背景来展示我们的新闻,还是说我们真正地把这些受灾的人,突发事件受影响的人作为主角。有很多媒体的心态是觉得我是主角,而其余所有的东西是为我媒体服务的。我想这个是在媒体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大家都要快,都要有自己独家的东西,都要让人印象深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制造新闻,渲染画面等情形就时有发生。我举一个香港的同行跟我谈起的例子,我觉得蛮有触动的。有一次香港的一个家庭遇到车祸结果父母死了,只留下很小的一对孩子。所有的媒体都在堵祖父母,因为祖父母要去办理丧事,要去照顾这一对小朋友。其中一个记者他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看到祖父母已经很伤心,但是被媒体从楼下追到楼上,但是他又不能不做,因为别人都有,他没有的话他的老板会说你怎么没有,为什么别人都有这个同期有这个采访你没有?于是对他来说,他一方面觉得内心很难过,过不去自己这一关,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不得不做这个报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做这一类新闻的时候,记者怎样去取舍是蛮大的一个考验。 最后再讲一个例子,关于富士康。前两天我接到我的一个非常熟的朋友,一个香港同行打来的电话,他非常气愤地说: “ 今天我的同事,还有你们凤凰的记者,和台湾一个媒体的同行都收到短信,说富士康有一个人要自杀。你们公司的记者当然就不管了,因为反正你们也不能报。我们是报了警,另外打电话给他们的公关,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件事情,但选择不去采访。但台湾的这家媒体居然去做了采访。 ” 我听了之后就相信了,一方面这是一个我很了解的朋友,另一方面之前对台湾媒体的印象就不是太好,尤其是电子媒体,他们经常在突发事件时做一些 煽情的或冲突性很强的报道,喜欢过分地渲染。后来我就在微博上写了这件事,毕竟有一些媒体道德底线的问题。三分钟之后就有人在我微博留言说我不了解情况,五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就响了,是这家台湾媒体的当事人,他说: “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发短信要自杀的这个人找到我住的酒店,缠着我不放,跟我倾诉,我把我的摄影师叫来了,但我们没有拍,也没有采访。没有报警是因为觉得在中国内地报警的话可能更复杂,所以宁愿不报警。但是我们通知了富士康,当然通知富士康的过程很复杂,所谓的热线电话还有公开的各种电话都没有人听,但最后还是找到了。之后我们把要自杀的这个人送回他住的地方。 ” 我当然马上在微博上道歉,我说台湾同行他们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处理方法。这个事之后我就总结,反省之后我觉得之后凡是不是当事人的我就不在微博上转了,因为有的时候别人的转述有一点点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这位台湾同行说你的微博一发我们台湾总部就看到了,给他很大压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同一天我手机上又接到一个短信,是一位公民记者发来的,他转发的短信讲有一些人今天要去北京的某个地方自杀,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出来解决问题,并不是真的要去死。我对转发给我的那个人说,我说你可以通知媒体,但是我希望能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于内地很多同行来说,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比较为难,因为我们知道报警之后很可能会害了当事人。但作为媒体来说,我们是不该希望看到这些悲剧事件发生的。 杜婷: 刚才闾丘提到媒体对当事人的伤害,我想起去年 5.12 一周年的时候我帮《明报》做几个访问, 5 月初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些朋友,有一个人就说: “ 最近我们这很热闹,大家都来庆祝地震一周年。 ” 注意他用的词是 “ 庆祝 ” ,当然说完以后他自己马上意识到说错了,然后改口说是纪念,或许这是个无意识的错误,但作为媒体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打扰到他们,媒体造成的喧嚣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二次伤害?其实这也是最初有想法要做今天这场讨论会的目的,就是媒体在做这种灾难报道的时候怎样尽量降低对当事人的伤害。 : 我想问胡力汉,好像你们之前有个记者就说他当时在汶川的时候遇到那种一边要采访,一边有一个人可能要等着被救,这个时候会不会比较矛盾。 胡力汉: 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没有矛盾,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受伤,但他没有可能去搬那个石头,太大了,他没有能力帮她。他的队伍里面包括摄影师、工程人员三个人合力也都不可能帮到她,所以他决定只拍。拍的同时叫救援人员过来,但那个时候救援人员也不够用,只能眼看小女孩在里面。在画面里他很尴尬,表面上他只顾着自己采访,其实他和我说他心里面很痛,他救不了那个孩子,他能做的就是采访他。 长平: 闾丘刚才讲了两个,一个是灾难报道另一个是突发新闻,其实在内地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记者的反应和采取的手段以及要面对的人也都不一样。灾难报道尤其是纯属天灾的,地方官员一般来说比突发事件更愿意接受采访。所以这个时候记者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怎样报道,这和西方记者遇到的情况一样。随着 2012 越来越近,我觉得 电影《 2012 》里面缺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记者 ,那些秉持专业主义精神的记者在那个时候怎么反应,我其实很想知道,虽然说它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娱乐电影,但是我去看电影的时候会想在那样一种灾难面前你完全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活的时候记者该怎么做。其实四川地震也是这样,记者一方面可能要考虑自身安全,另一个方面要面对你的采访对象,再一个要面对你的读者,包括你的领导。在那种时候极容易把问题推向极端,很多哲学问题,生命极限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和事物性的报道问题,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怎样去技术性处理你的报道,所有这些被搅在一起。很多记者,特别是内地记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平时缺少专业的讨论和训练,缺少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讨论。内地记者是属于干部体系的,他是一个官员,以前我们前辈的经验,他都可以下去找省委书记开个会,说我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开个会你们来说一下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但是以现在的专业主义角度来讲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在过去那种情况下记者去救人,去帮这个人解决问题,这和报道是不矛盾的,现在可能是越来越矛盾。就是说你是去帮这个人解决问题,还是你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去报道。在灾难报道中会有这样的纠缠,这可能是境外记者不容易感觉到的。但 突发事件的话,内地记者很多精力就耗在怎样去揭开盖子和官员去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的确会把记者引向极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就耗尽记者所有的精力心血,但在专业平衡报道等其他方面就欠缺考虑了。不要说记者,邓玉娇事件最典型,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律师怎么就哭了,这太不职业了。记者很多时候其实也是陷入这样的处境。 邓志新: 闾丘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一对夫妇出了车祸,记者们都是围堵祖父母。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如果说你觉得大家都在围堵他,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这时你会不会调转枪头,干脆就来报道说记者抢新闻造成二次伤害,把记者放在新闻事件的中心?这样在事件中形成次要话题,甚至有可能后期发展成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当然这么做的一个后果有可能就是其他同行会很不忿,后续的口水战会掩盖原本的惨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内地没有记者自己的协会,除了大学也少有这样的同行之间的研讨会来促进交流 ,那很多时候比如说突发事件时记者被打,这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形,一种就是所在媒体把这个新闻做得很大,在头版里导读,然后用两三个版这样,另一种就是会收到禁令,那你就不能够再报道了。如果所在媒体自身能把事件做到很大,可能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觉得终于把我们的冤情说了,但这种时候的问题就是原本的新闻事件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但如果收到禁令,大家就会很生气,觉得做记者风险这么高,我们作为当事人,事情确凿了然,却不能报道,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用。产生对自己职业的怀疑,对自己所处机构的怀疑,这种事情很不正常。我一直觉得这种情况下即便你这个媒体自身不能报道,也应该有一些更合适的方式。我们的官方记协完全是摆设,可能需要一些民间的联合机构来帮忙记者处理这些事件。 : 我想问一下胡力汉,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发生灾难的时候要去堵受害人,比方说地震灾民,或者是出车祸之后受伤的人,或者是丧失亲人的人,我们都要求记者去堵,你不堵,别人有你没有,你回去以后可能没法交代。但是其实很多记者当时是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做。我不知道香港的新闻机构怎样,反正我们记者跟我说有这样的情况,我是可以理解,我觉得宁可不要这个新闻,但香港好像蛮多那种,是因为竞争还是因为老板的要求? 胡力汉: 其实香港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问题,很多老记者都已经到幕后,不在第一线,第一线的记者没有经验,他不会很详细问老板,只要给一个大家都有的东西给老板就好。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是盲目的,他没有详细思考,人家全部冲过去的时候他也冲过去。相对来说比较老的记者在前面的时候他们会有分寸,他们知道我们底线在哪里,我们应该跑到那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记者本身的问题,是香港媒体内部的问题,跑了三、四年的记者老板已经不让他往前面跑,就像我一样。所以前面的没有经验,后面的人也管不了太细致的东西。还有刚才提到就是采访的时候是应该采访还是救人,我看这个矛盾不大,我们做新闻的时候,作为观众看新闻的话,一个记者救人也是新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这两方面完全对立化,有这个没有那个,可以不矛盾,你救人的时候也是很珍贵的新闻材料。 令狐补充: 我很同意胡先生说的,是救人还是报新闻,就像他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报道的记者有一个技术性失误,他觉得很尴尬,但是他为什么不在他的报道中把情况说明呢,说明我们没法救,石头太大了,现阶段不能救,所以我们先采访。实际上可以用这样一种铺垫把事情缓和下来,或者说更客观更真实的一种呈现。 国外媒体有很多都有细致的指引和操作规范,遇到什么情形应该如何做,但我们不是 。内地媒体的情况和胡先生刚才讲的很像,我们是实习生在前头采访,后面的人再来把关。记者把一次关,编辑再把关,然后还有三审制度,最后出来的东西如果把责任归在记者的头上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长平: 在内地因为新闻管制最先放开的是体育新闻和娱乐新闻,所以你会看到体育新闻特别发达,然后就是娱乐新闻,娱乐新闻可以做到很极端,一方面的确是娱乐致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只给我开放了这一点,所以我要把它用足。同样社会新闻的报道也是如此,这在都市报是比较明显的。十多年前我在成都做一家地方媒体,我们领导或者编辑会要求记者把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把它写精彩,甚至会去策划。我记得有一件事,一个丈夫把孩子给扔了。媒体先是找到这个丈夫,然后就在宾馆包个房间让他住,不让其他媒体有机会采访到,要独家,这还不够,然后花钱把妻子给接来。为了让这个场景更有戏剧性,那有一个记者,他后来还成了很著名的记者,他带妻子去见丈夫,他在路上就一直在和这个妻子讲你丈夫这么做很可恶,但你别动手打他,他其实就是在提示这位妻子。 杜婷: 这相当于一个导演的角色。 长平: 对,他就是一个导演,为什么呢?其实中国大陆新闻很多,这可能跟香港不一样,香港台湾有些时候就那些事情,你真的需要把那个事情做足,我们有太多的新闻发生,但你能做的可能就那个事情,所以很小的事也能做到几个版。当然更大一点的事情像杭州的飚车案,可以放开的那一天杭州的都市快报做了将近 10 个版左右,他就要把所有的细节做完。 胡力汉: 刚才几位说到内地媒体的情况,内地对媒体因为控制太严,一般的新闻做不了,很多限制,他们没有事做,做不了大新闻,做不了真正的新闻,所以只能做一些管制之外的新闻,因为正规新闻做不了,所以就把花边新闻正规化,是结果正规化,不是手法正规化,所以很小的一件事情也会用很大篇幅,用调查的手段,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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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