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1978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我国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党、政、军机关幼儿园大量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近。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政府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各地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养成教育,任何人都需要,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从家庭培养孩子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入城市以后,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对孩子实行无人照看的“放养”,而多数城市新移民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高昂的幼教费用,政府及时承担起“为社会、为国家养育人口”的责任亦是当务之急。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惟独政府垄断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要多少,面积要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而且产权不明,使得民办教育机构不敢放开手脚。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是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要八年半时间,孩子可等不及啊!再说,北京每年还有60多万的新增人口;未来一二十年,全国范围内,大中城市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也都在1%以上。再说,在偌大个北京城,这么大的投入却只集中于30所学校,孩子们就近入学理想又何以实现?     用市场化的力量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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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0日, 8:09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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