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璧嘉

當我還在香港吃飽飯剔著牙和父母講六四的時候,楊立才在北京因為他的維權工作而抄家了。抄家--好像是文革時代的詞語,又像是電視內株九族既friend, 如此奇怪以致我沒想過它能發生在我認識的人身上。但眼前的楊立才確確實實的告訴我他的家給抄了:「我連牙刷都沒有了。」

失驚無神被抄家

在北京798「藝術」區 白糖罐 生活的維權藝術家楊立才,某天突然被798的保安搶走發電機。他於是和朋友去派出所報案,但得不到幫助之餘反被扣押起來。十天後,楊立才獲釋回白糖罐,眼前的卻是一個廢墟,他就是這樣給抄家了。
「798說是合同問題(剛好合約到期),但我和798也沒有太大的過節啊。如果真的是合同問題,我續約,交個錢不就可以了嗎。他們也不用花那麼大的人力物 力把我趕出去。說是合同問題,那是謊言。物業背後是國保(國家保安局)。」實際上,798「藝術」區管理委員會和過保勾結並不是奇怪的事,因為委員會本身 就是由朝陽區政府(和七星集團)設立的--從來不是甚麼獨立的機構。而作為維權藝術家,楊立才已經不是首次遭到國保的無理對待。

一次一次被打壓

在2008年底到2009年下半年,楊立才舉辦了名為「人電影」的獨立電影放影活動,專門播放一系列關於人權狀態,基層民主和維權事件的電影。「我在六月份《天安門》放映的第一天就被關到了派出所,當時就有國保用協商的口吻叫我不要放(天安門),雖然沒有法律依據……但還是取消了放映--事實上就算不取消我也放不了,他們一直把我關在派出所直到放映時間結束才把我放回去。」同類事件在播放《自由城的囚徒》期間也發生了。「他們把我關了在派出所關到半夜。」

此外,楊立才的手機--和香港很多社運參與者和組織者一樣--都是長期處於被竊聽狀態:「常常聽到回音……收得也不清楚……短訊有時候超過十個小時才傳到,甚至消失。」更甚的是門禁,「有一次我在網上轉發一個快閃活動的消息……我還不是發起人……在活動當天就有一輛警車停了在我家門口。」回到抄家的原因?「批評政府,支持異見人士,和對人權和維權事件持續的關注」楊立才堅定的說(楊立才曾參與拍攝《公民調查》和簽署《零八憲章》)。

至於陪楊立才去酒仙橋公安局報案的朋友吳玉仁,就一直被押留在朝陽看守,至今已經51天了。被扣押的原因依然是不清不楚,「政府部門就不停的搪塞,推諉,你問他們就覺得沒有義務跟你講有甚麼法律依據,也沒有必要解釋。」就這樣,吳玉仁被不明不白的剝奪了自由,家人想去探望也不可以。「朝陽看守所說,被扣押期間家屬不可以探望,律師也只是可以見兩次,現在已經用了一次。但這規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那可是土皇帝!)這裡到處都是土皇帝。」

「其實警察也很受壓迫……於是才要從欺壓其他人來得到某種光榮感……現在的人啊,有兩種赤貧,一種是權力赤貧。人的權利可以隨時隨便隨意的剝奪,就像保安甚至超市營業員可以剝奪別人的權力。特別是維權人士,上訪的人,他們被當成某程度上的賤民。或者被打死打殘,或者被關進精神病院強逼吃藥。但也有人是人性赤貧,他們剝奪他人的權利,被權力代理人的管理下變得越來越過份,殘暴。」我們的憤怒,不應指向警察,而是背後更巨大的極權集團。

吳玉仁的父親年邁,身體也不好,派特森(吳玉仁的妻子)怕他知道兒子的情況會受刺激,就只能一直瞞著,「不敢跟父親說,只是說去香港參加展覽」。此外,根據律師傳達的消息,吳玉仁在被扣押期間還遭到了警察的暴力對待。「被衣服蒙著頭就被打了,大概三四個人吧。」被毆打後吳玉仁要求驗傷,「他們就給他照了X 光,但片子就遲遲沒有拿到」。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形容抄家後的生活,楊立才用了「顛沛」兩個字。「在朋友處住幾天,連衣服都是借來的。」最近搬到宋莊,住在弟弟租的一個院子裡。「荒草都長到腰」說的時候還 用手比劃著。「就一邊收拾家,一邊把生活恢復…… 去不同的政府機關申訴投訴,要求行政覆議,已經請了律師。」

那未來有甚麼打算?楊立才沉默了好久好久。「繼續做藝術,我還是有創作的衝動……現實就像混凝土,待在當中的人士很熱很難受的……(用藝術來壓驚?)藝術是有治療的作用……可以讓生活有超越的可能。可以讓人跳出跟前的景象,從另外一個層面關注現實。」眼前的楊立才,平靜得出奇。 「面臨困境,要更加淡定,要不然很難渡過難關。我不是戰士,不是為了抗爭而存在,是要回到生活本身。我們是有血有肉的,愛美的,能微笑的,要有內在的平靜,才能跟暴力和愚昧的抗爭,才能抵制他的傷害。要不然,說暴力你不夠他暴力,說愚昧你不想比他更愚昧……就好像對警察說一句你媽叫你吃飯,可能比強硬的口號更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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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在內地、代貼]要有內在的平靜,才能跟暴力和愚昧的抗爭--訪問楊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