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sw
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最正典的解释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说的世界往往要比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实世界更广阔一些，延伸了我们个人的触鬚，拓阔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因而文学总是有公共价值、公共面向。而小说能以文字引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闻和影像要有力和影响深远得多。
李维怡十多年来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近年尤其关注社区重建问题，製作了关於喜帖街的纪录片《黄幡翻飞处》。其实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获得过台湾联合文学的小说新人奖，文字实力是公认的。但她一直低调，潜心於服务社会，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结集《行路难》。「行路难」是古乐府的旧题；而我们今日的社会什么都强调轻易、消费，连政改都用跳社交舞来比喻，还有什么称得上是「难」的？
平凡人的真实
前文所述较具公共价值的文学，除了需要广阔的心灵外，广阔的社会接触面也很重要。台湾小说家骆以军曾说，我们这一代都是经验匱乏者，唯有靠阅读来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触面、开拓想像力。李维怡的小说文字並不艰涩，即使是重要场面，她也是以简洁清晰的文字来处理，也不花很多笔墨描写环境、人物。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普罗社会中平凡人与理想者挣扎的过程。这些人性格与背景不同，有大学生、捡破烂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学生、有一般想过平稳生活的女人、有供楼的中產…… 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极端。李氏笔下触及许多歷史与社会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笔触也不煽动。她常写人物的感觉与思想，这些普通人甚至不会用很精巧的语言去说出自己的感觉——但他们在社会中常常產生异样的感觉，无法言传，以至成为喉头噎住的鱼骨。这种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义文学的取態；这种状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这是李维怡异於一般文学作者的独特態度，虽然笔者个人认为，在关键场口不必低调太过。
李维怡用极高的耐性，將各种不相干的人物从各处慢慢组织起来，互相发生关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时刻。人物在其中成长、前进或后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这样的整体组织力。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能够体现歷史的动力与发展。而歷史中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衝突会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现最大的碰击。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观者；比如〈笑丧〉中的敘事者林曦，是个文艺青年，与朋友出版独立杂誌，后来还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化评论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识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够体察时世，在八九、居港权、廿三条时都会与社会紧密连繫，但同时又选择过平凡人的生活；林曦与另一立场更为基进、道德原则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长时间並肩作战、有一种超越爱情的「同志之爱」，却经常感到她和自己距离很远。在关键时刻，林采希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则是曾参与三十年代內地工运、坐过牢的知识份子，临死还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灵堂上播国际歌——在林曦眼中，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与他无法割断的歷史，始终朦朧如血液在身体里流动。
以小说见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参与歷史时刻，也许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帮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当时是中学生的林曦，觉得老师对国家的真情流露令师生距离拉近，整个城巿都对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觉得陌生。在游行里人人脸上掛著笑容，「因为一些遥远的牺牲，各人同时將心里某一块碎片放了出来，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来，你便会认得出周围那些拥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为名字，不因为身份，不因为职业，不因为言语，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获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这时，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么意思。李维怡透过林曦半投入半抽离的参与，侧笔写出大型的群眾运动，其真实感与复杂程度，绝非只看电视剧、新闻或流行小说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欢写小歷史、个人经歷的现实。不是没人写过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说是中比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尝试。她的小说里往往有许多不同立场互相碰撞，但不同声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询里官员那顺滑的「我听到你的意见」，而往往是一种艰难状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后，由一个主体去消化，花尽心力的思考与行动。
做一个有尊严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时改变社会。一条简单的道路，多么易走，多么难走。
请看原文：
平凡人的理想，有多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