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展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在中央各部门设立扶贫办,并把官员下放到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军就曾被派到陕西省彬县担任副县长,主管扶贫工作。

*从日本东京到陕西彬县*

李军是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外交官三年后奉调回国不久,被派到彬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的。从现代化都市东京到陕西的贫困县, 反差之大可想而知。

他说:“高原地区沟沟壑壑可多了,我在那高原上一站,中间那沟就是把一个县切成六等份,所以交通是个大问题。开始去,洗澡没有。再一个,他喝窖水,我还不适应。它就是雨水积下来的,结果把我老喝拉肚子。”

*“三门”干部下基层*

李军生于1959年,“文革”后期赶上知青插队的尾巴,下乡不到一年就参加高考,进入吉林大学日文专业学习。毕业后,教书一年,又考上研究生。再往后就进中央机关当了干部。用李军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所谓“三门”干部。

中国虽然有农村党支书出身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但是在高中层官员中,越来越多的却是李军这样的“三门”干部。扶贫工作的开展,为这些长期生活在优越条件中的官员提供了了解基层、体恤百姓、把握国情的机会。

李军主要负责四项工作:盖学校、修道路、通水电、为农户致富出谋划策。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比如,如何检查学校建筑质量等。为此,他向行家里手学了几招。

李军说:“砌上两天,你从那个墙上可以挖出来一块儿, 拿手这么蹭,如果马上就散开了,那它的水泥的标号就没达到。再一个就是钢筋,就拿一个卷尺量直径, 直径它不够,就不行。”

*中联部的扶贫优势*

中国扶贫的方法是,先制定贫困标准,再确定贫困地区,然后由东部发达省市援助西部贫穷县乡。1995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开始全方位参与扶贫,中联部包了彬县。

在最近举行的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期间,李军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介绍了他90年代末参加扶贫的经历和体会。

李军说,中联部希望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项:“一个是职工捐款,再一个就(是)利用中联部和外国打交道,把国际社会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一些政党捐款,呼吁他们也捐款,在那儿做一些项目。”

中联部的另外一个优势是,部内官员长期从事对外工作,视野比较开阔。现在大家都知道,孟加拉国有一个人由于搞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奖。其实,在此之前,李军就看过相关材料,并把这一经验运用到扶贫工作中来。

他说:“我在那儿搞了一个小额贷款, 就是一千元一笔,然后给他出主意, 你比如说,买羊、养羊,买鸡、养鸡。在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钱,在农村,最起码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你给男的不行, 你比如说,给这个丈夫,他把这钱就胡花了,他拿它出去吃了。”

*解决零花钱问题*

李军通过妇联跟家庭主妇签定贷款合同。他说,家庭主妇比较靠得住,能使养鸡、养羊、养兔事业发展起来,而且两年内就能还清贷款。

操心的地方还很多。李军说,在日本,很偏僻的地方都有路,农户生产的东西很容易运出来销售。可是在彬县,农民“拿个破自行车推一筐苹果,翻山越岭的,拿到县城去卖,没法搞规模生产,家里就一两棵苹果树就完事了。(我)原来就想,你家里有地,种几十棵、上百棵,种几亩地苹果树,但是你交通不行呀。”

李军说,农民吃饱肚子已经不成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有零花钱。这就需要产销对路,修建道路,并且让苹果运出去后能及时销售或者送进果汁生产厂。

*别把中国忽悠得太高*

扶贫增加了李军对国情的了解,他还通过中联部把外国人请到彬县考察。

他说:“外国人一看北京、一看上海,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他在那儿一看,就说中国发展任务还很重。最起码地,这一方面,也是增加一个对中国正常的认识,别把中国忽悠得太高了。”

*外交与内政不可分割*

云南省红河州副州长倪晓京认为,扶贫对于外交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中国外交部就参与在云南的扶贫工作。

倪晓京说:“通过这种交流的话,对将来他们的工作会有很好的帮助,对咱们这个地方上有更多的知识和了解,对中国的国家的整个政策就更深入地了解,因为外交和内政不可分割。”

*公务员将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李军在彬县工作了一年多,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说,现在中央又在组织干部下基层去,跟地方干部对调。他已经报名。

李军说:“它就给了三个方向,就是中部、西部,还有沿海地区。我选择了个中部。中部是难度比较大、最大。”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期表示,到2012年,中央和省级机关录用的公务员,要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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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扶贫的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