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许良英先生90岁而写。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 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 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 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 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 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 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 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 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 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 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 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 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 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 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 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 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 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 ,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89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liusi”的血腥杀戮是许 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 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 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liusi”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 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于浩成等人的文 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 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 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 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 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 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 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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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