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沉默

方舟子:读了《南风窗》在我被袭击前两天登出的这篇报道,不胜感慨。

 

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一个不受束缚的人,通常可以进退裕如、纵横捭阖,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方舟子说,“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帽子”。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只要不授人以柄,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

这也与他大半生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人的秉性,天然地向往自由不拘。方舟子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除了思想自由,还要生活自由。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可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代末,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中国科大此风尤盛。方舟子所在的班上,总共46个同学,陆陆续续出国的竟有40个之多。风华正茂的方舟子,也看过一些留学资料,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

留学生活自不必说有多舒爽。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仔细想一想,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这毫不奏效。

“劝他不行,会不听你的。”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也不是说不揭露,揭露是对的。我们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激烈,但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是用他自己习惯的语境和风格。”

纪小龙在医学界负有声名,方舟子遇到一些专业问题会咨询他。在他眼里,方舟子天真而不世故。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04年,当时四川雅安有一个老中医在碧峰峡凌空悬挂,宣布绝食49天,堪为奇谈。司马南斥其为骗术。在一次会商中,方舟子负责搜集国外类似魔术表演的揭示性材料;纪小龙负责从医学层面解析49天绝食的毫无可能,司马南则通过拆解魔术的角度来揭穿迷局。那一次,绝食一方要求司马南前去现场验证,但司马南江湖阅历丰富,没有被诓去。纪小龙说,要是换作方舟子,他保不准就要去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去踢几脚,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