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作为世上最明亮的焰火,是科技赏赐给战争的阴郁礼物,它燃放在日本列岛的上空,灼伤了整个人类的眼睛。正是基于这场灾难,二次大战以后,对文明形态和精神价值的反思,超越了对技术发明的渴望,而世博会从早期的器物/技术型展览,开始向观念型展览大步转移。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题是“科学、文明、人性”,这是“观念主义世博”问世的重大标志。此后,“进步和人类协调”(大阪,1974),“面向未来的新环境”(斯波坎,1974)和“发现的时代”(塞维利亚,1992),“可持续发展”(汉诺威,2000)“自然的睿智”(爱知,2005),以及“水和可持续发展”(萨拉戈萨,2008),这些普世的价值命题,构成了世博会新的坚硬传统。

但上海世博并未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念。“”、 “环保”、“绿色”之类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成为点缀政绩单的华丽花瓣。本届世博主题——“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Better city,Better life),被故意“错译”成“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译本”参照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早期城邦的愿景,却无视人类对城市的科学认知,并跟中国的城市现实脱节。这“错译”误导了民众,为他们虚构出乌托邦式的天堂。我们已经看到,城市病是大都市生长的必然后果。都市化引发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是各国至今无法矫治的癌症。如果对此不做出必要的解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就会沦为自欺欺人的谎言。

几乎所有人都已发现,正是在世博期间的上海,“城市病”迸发出典型的“中国式”症状——流动人口大规模涌入、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交通拥堵和管制严厉。这是一种反面的历史实践,展示出城市化运动带来的戏剧性灾难。在民族国家和区域政府双双达到性高潮的同时,普通市民必须承受“自我献身”的疼痛。

世博本身的组织理念,跟世博的核心价值——“低碳”,构成了难以调和的逻辑悖论。花费4000亿人民币作大规模城市改造,消耗大量钱财、能源和人力,污染城市环境,已经制造了第一轮“世博病”。此后,主办者不仅开幕式上启动江岸照明,严重消耗电能,还燃放价格昂贵的焰火10万发以上,制造了第二轮“世博病”。而后,为完成“七千万人次”的参观指标、创造世博史的“第一”效应,不惜动用 “”,推促大批“旅游者”前往上海,而人流和物流制造的能耗、污染与拥挤,只能加剧生态危机,形成长达6个月的第三轮高碳化浪潮。

在接踵而至的“世博病”面前,新技术在园区内产生的低碳效能,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我们被迫夹在“”和“低碳”的博弈之间。因为大规模世界性会展的形态本身,正是低碳信念的敌人,而任何一种针对低碳的赞颂,都只能是对世博会的深刻嘲弄。世博会将无法摆脱这种可笑的逻辑怪圈。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