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稿(阅读本文的英文版请点击这里

袁莉

去一周中国发生的两起新闻事件使媒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7月26日,北京的《中国青年报》和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说,紫金矿业集团试图用“封口费”贿赂记者和所在新闻单位,希望不要再就其铜矿泄露事件发表不利于该公司的报道。7月初,紫金矿业一处铜矿泄漏污水,造成了一起重大环境事故。该公司否认贿赂了记者。

7月28日又有消息说,因为撰写了造纸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参与侵吞国有资产和内幕交易的一系列文章,《》一名记者被该公司所在地警方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列为网上通缉逃犯。凯恩股份否认有任何不合法行为。文章中对凯恩公司的指控尚不能独立确认。

虽然上述两起新闻事件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它们揭示了中国公司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关系。

虽然一些中国公司已经理解了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专业公关服务的价值,而且互联网的存在也使得负面新闻更难压制,但企业利用金钱和政治压力扼杀批评性报道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一些记者和新闻单位会为金钱与权势所左右,有些甚至还会主动谋求金钱回报。这加剧了恶性循环,并让人更加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用金钱来交易的,不管是写一篇软文,还是直接枪毙某篇文章。


一位在跨国公司工作了大约10年的职业公关人士说,公关是要去创造价值和保护价值,而在中国,这些都可以用金钱来达到,而如果不花钱,这两方面可能都做不到。

当然,中国没有所谓的独立媒体,每一家新闻单位都要挂靠一家政府机构。公众很自然地会怀疑新闻报道是受到操纵的,无论是为政治还是为金钱。

同样,一些企业以为他们可以用金钱来操控媒体,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基本的,如公司要为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提供“车马费”,数目常常是二三百块钱。金钱上的回报也可以通过做广告和免费旅行的形式来安排。虽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遵照这一潜规则,但很多公司都这样做,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有可能引起记者的不满。他们希望以此换来记者和媒体的“友好”对待。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一个中国记者都会被金钱或权势所左右。一些记者既有工作激情,也有职业操守,部分记者甚至还因为揭露真相而被关进监狱或遭到毒打。过去10年,互联网呈爆发式增长,《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日报》等市场化媒体也越来越多,这些都起到了培养记者新闻理想和专业能力的作用。

另外,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一些新闻机构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新闻职业操守的问题。我遇到的一些中国国内的记者对外国媒体如何处理操守问题很好奇。另外一位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记者(《中青报》与《第一财经》之外的一个记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他拒绝接受车马费或者是“被公关”,因为他的报纸可能会因此而开除他。相反,报社对好稿的奖励最高有5,000元现金。

同时,一些公司和公关从业人员也希望通过自身遵守规则,来为业界树立好的榜样。某投资银行的一位管理人员说,通过这样做,公司可以向同行表明,在中国不走捷径同样可以做好公关工作。

公关公司博然思维集团(Brunswick Group)北京代表处合伙人蔡金青说,中国公司对公关在整体认识上还处在比较初期的阶段,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已经认识到它们需要专业公关服务,并希望学到最佳做法。

但是,不管是改变公关行业还是新闻媒体的公众形象,可能都有难度。前述有关紫金矿业联合报道的作者之一、《中国青年报》的陈强说,有时候他不想跟人说他是记者,因为在中国,有为权力服务的奴才记者,也有为钱而干活的流氓记者。当然也有为新闻理想而工作的良知记者,但数量肯定不超过前两种之和。联合报道的另一作者、《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邵芳卿说,有时候当他去偏远地区采访,当地人不相信一位记者真会为他们说话,这种时候他都感到很悲哀。他说,当他拒收“车马费”时,有的公司会非常紧张,因为他们觉得他这样刀枪不入,肯定不会写“好”文章。而且经过这次之后,有些企业以后的新闻发布会可能就不会邀请他,从而使他的工作处于不利地位。

两位记者说,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他们的单位均已让他们退出了有关紫金矿业的后续报道。7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调查,了解紫金矿业是否曾试图行贿记者,国务院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调查紫金矿业的问题。

同样在7月29日,浙江省有关方面已命令前述地方警方向《经济观察报》那位记者道歉,并把他的名字从通缉名单上删除,因为通缉令不符合法律规定。

《第一财经日报》的邵芳卿对于尽职的中国记者的前途进行过很多思考。他说:“中国的新闻,一旦能做到国务院派调查组,你的使命就完成了。” 他说他现在只能退出,以后才能做其他更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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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被“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