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偉中 | 评论(6) | 标签:中国, 历史, 政治, 深圳, 民主

30年前的今天,1980年8月26日,大陆当局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意在借重港澳台的经验与资金,这四个特区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点,其中紧邻香港的深圳成绩尤为突出。30年来,深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象征与代表,也起着加速经济改革步伐的重要作用。

只不过,深圳在推动经济进步上的意义被突显,它在政治上曾起的作用与成果却常常被遗忘,甚至被遮掩、被扼杀,需要我们将之唤醒。

深圳曾是中国民主实验的突破口。在深圳特区成立前,1979年1月,由袁庚倡议,当局决定在深圳南头半岛设立蛇口工业区,这块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是经济改革的首个试验区,更在1980年3月率先实行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实行民选,先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直接选举产生干部。管委会两年民选一次,每年还由民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还要回答民众质询。由袁庚主持的这一系列大胆的民主实验,维持了多年,直到他离休为止。

深圳曾在言论空间的开放上领先全国。舆论监督权力,是袁庚蛇口实验的重要内容,当时袁庚批准创办的蛇口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就曾公开发文批评袁庚。

1986年,《深圳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赞同小平同志退休”,直指高层领导人,这样的言论尺度,今天大陆的市场化媒体都难以超越。1989年以前,深圳大学也是中国最自由开放而富有民主气息的校园之一。

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最早的深圳,公民社会的孕育,市民的权利意识都相对成熟茁壮,为因应市民的需求,深圳当局也多次提出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

这里是个人参选人大代表最早的城市之一,政府体制进行分权协调的改革方案(所谓“行政三分”)多次提出。2008年5月,深圳市政府提出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以及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等规画。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说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停滞和倒退最终是死路一条。这番话引起很多关注、讨论以及批评,同时也重新提出了一个疑问:深圳有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特区吗?

我敬仰的新闻前辈李大同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中国的政治之癌,也不是在某处动个小手术即可解决,还有更多的人批评温家宝总理的话是空谈。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当局领导层中有人呼吁政治改革,我们不用寄予过高的期待,但这总是件好事。如果他所说为真,我们自应积极呼应,努力推进,尤其要谨防有些人把“”限缩成“行政体制改革”。如果他所说为假,至少政改的正当性已经更为加强,我们要努力“弄假成真”。

至于“政治特区”的问题,全面的改革与民主当然是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要求局限在一地一区的改革。不过,如果体制内开明派能与市民力量合作,在某些地区进行民主试点,一点突破,带动全局,并不需要反对,也值得支持。

何况,深港日渐一体化,香港的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固然未臻理想,但毕竟走在深圳前面许多,现在深圳当局说要“叫板香港”,除了经济发展外,在政治方面落后于香港的深圳,难道没有不得不改、不得不变的压力?

在特区三十周年庆这一天,深圳《晶报》以“从今天起,让我们追逐新的梦想”为题发表社论,文字激情澎湃,不过对“梦想”的内容说的还是比较隐讳:

“深圳的成长,不只指向各种经济指标,还包括包容、开放、自由、公正等现代理念对人们的渗透与陶冶。如果说,过去,很多风行一时的理念首先发酵于这块土地,成为公民意识觉醒并激荡的一种标志,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过而立之年的深圳,会有更多市民自觉关注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福祉,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将为城市竖立全新的标杆”。

我们期待这个梦想,在深圳,在全中国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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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铲除专制,光靠写写文章肯定不行 / 2010-08-25 17:58 / 评论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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