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敢说敢为的钱伟长为何成了顺民?

作者﹕周晓辉
 

几日前,论文曾经受到爱因斯坦称赞、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上海逝世。逝者已矣,身前身后事俱已成烟。原本不该再说长论短,但内心中深替先生惋惜,似有不吐不快之感。

当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怀着满腔热情,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参与建设,并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中共建政后,他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教务长、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职。然而,为人的率真、政治上的天真让他在中共治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不仅让他在晚年发出了“分明拿好马当驴使”的慨叹,也让他从此“幡然醒悟”懂得了顺从。

1957年,在中共的有意诱使下,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共提出了批评,这就包括钱伟长在内,而这些人最终都被打成了“右派”。当年的钱伟长主张清华理工科结合,批评的核心是“党内党外有鸿沟”,他表示: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抱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像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钱伟长的言论在中共“反右”开始后即遭到了批判,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文教界进攻”等言论遍布清华和媒体,这其中还包括与其同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1957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钱学森对其的批判:“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看看钱学森的言论,怎不令人感到悲哀?

被批判后的钱伟长从一级教授被降为三级教授,所有职务都被剥夺,他还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着的权利。他的儿子尽管高考成绩优异却受牵连而“不予录取”。文革期间,他还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当炉前工。钱伟长后来回忆道:“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聊以度日。”

经历了困苦岁月后的钱伟长,于1979年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并回到了原有的优裕生活。或许曾经的磨难让他从内心对“党”产生了恐惧并认清了“党”的无情,或许眼前“幸福的生活”让他不想再以言获罪,八十年代后的钱伟长变得“温顺”了,对于社会诸多不公正之事,选择了缄默,甚至选择为保全自己出卖良心。

1987年,“右派”,刘宾雁、方励之联署倡议于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钱伟长亦在受邀之列,但却没有回复是否参加。而此前方励之在高校支持民主的一系列讲话,业已传到邓小平耳朵里,让其甚为不满。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却把邀请信交给了中共中央,并附上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随后,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并不点名地批评了保护他们的胡耀邦。邓还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关于三峡大坝问题上,钱伟长1991年撰写了《从海湾战争看三峡工程》一文。文中指出了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同时也指出了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因为面对导弹技术,三峡大坝的防御是不可能的。因此,钱伟长建议,三峡工程千万不应上马,否则就是自铸达摩克勒斯剑的蠢举。然而,在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钱伟长就收回了他从海湾战争中得到的启示,转而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还专程去三峡坝址道歉。或许这又是他从曾经的磨难中所获得的经验吧。

显而易见,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苛责身处专制环境中的钱伟长,只是深深地厌恶那个将敢说敢为的他变为顺民的制度。不知临终前的钱伟长是否明了了这一点呢?是否像曾经批判过他的钱学森一样彻底醒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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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为何成了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