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过去一个月，中国大部分地区飘着雨，也飘着“冤雪”和暴力。各地挤占湖泊和河道加剧洪水肆虐、7000多只化工桶畅游美丽的松花江、湖南长沙某国税局办公室被遥控炸弹袭击、100多名在西安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因讨薪被殴打、湖北某政法部门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因上访“被错打”、湖北孝感法官上访被免职、新闻记者被通缉或殴打、足球场上球员和球迷袭击裁判……
这一连串的事件既不偶然也不陌生。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再加上缺乏解决利益冲突的合理渠道，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有加剧的趋势，这其中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暴力。不得不说，在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个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的确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而且要加快步伐。
按照中国官方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如果将上述的一连串事件对号入座的话，我们不由得感叹从“暴力”到“和谐”确实任重道远。但这并不是懈怠的理由，至少不能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可以化解暴力实现和谐；也不能一味追求短期的、表面的和形式上的和谐，因为“被和谐”将激发暴力而不是相反，依靠恫吓、谎言和畸形的经济繁荣维持的社会均衡是不稳固的。
其实，“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主要内容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已经是上下四方的共识（中国官方表述也将其列在第一条）。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其核心都是让公众有机会限制政府，减少利益冲突引发的暴力现象。对于民主来说，尽管民主制度也会带来诸如示威游行等无序现象，但这并不属于暴力，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不依靠暴力就能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民主制度的核心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民主博弈的失败一方选择服从暂时的失败，并期待在下一次博弈中获得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就诉诸暴力。
对于法治来说，它和民主是相得益彰的，而且许多经济学家更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可以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方式。正如清华大学钱颍一教授所说，在法治框架下，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法治并不等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治下的政府是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约束。换句话说，法治可以约束来自政府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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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原文：
[财经点评] 如何从暴力走向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