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句话而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这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情节。而在两个恩怨交加一路走来的东亚国家里,无数对各自国家的命运充满责任感的公民,用这么长的时间等待一句话,是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的故事。

 

日本人和中国人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等待,从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口中听到了这句话,“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这一刻,中国接过了1968年以来日本一直握在手中的接力棒,成为以名义GDP计算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则“被第三”,日中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

 

我正在东京出差,与日本政界、经济界、媒体界、学界、大学生等各群体交流这一话题。问“中国GDP赶超日本了,心情如何?”

 

情理之中,日本人的心情和看待方式很心平气和。我们在乎的并非是其GDP被中国超过,而在于第二季度DGP只增0.1%的严峻现状,远远低于有关人士之前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几年里,我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和思想双重准备。根据今年2月两国各自发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GDP为5.07万亿美元,暂时“保二”成功,但中国GDP升至4.90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96%,一年内超越已成定局。在这一数据出来之前,一贯悲观的日本舆论界没有完全预料到“保二”的成功,潜意识里已经预先把“被第三”当成了既成事实。于是,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在发表元旦社论时,已经纷纷围绕“被第三”做足了文章。

 

作为有幸观察到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日本人,毫无疑问,我比留在国内的同胞更加适应这一天的到来。2003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GDP仅排世界第七名,位居美日德法英意之后。七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逐步超过四个欧洲国家,现在超日本也是理所当然,不算什么大事。

 

中国农业银行的一篇论文说“超越英国、法国、日本只能称为量变,只有超越美国才能称为质变,因为它将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面对着大海西边这个人口十倍于自己,过去在世界第一位置上至少坐过一千年的大国,日本没有与之争夺排名位置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也可以让人满意了。

 

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超过日本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而非更早的时候?中国公布的GDP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谜团的数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体制外的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比如说,中国实行GDP核算分别独立进行的政策,除中央数据外,各省市还公布自己计算的GDP数值,而这些数值加起来总是大于全国的数值。

 

2009年中央公布的GDP增速是8.7%,而与此同时,全国有多达28个省份宣布自己的增速高于8.7%,有两个省的增速竟高达16%以上,低于8.7%的只有3个省份而已。因此,一直都有经济学家据此主张“中国的GDP增速被瞒报了”。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论证出恰恰相反的结论,即中国GDP是被虚报的。无论如何,在中国公布的GDP数字背后肯定隐藏着许多东西,公布数字的大小受到政府的影响是一定的。

 

另外,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非只有GDP一种标准。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其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西方色彩,只有在实施西方经济制度和货币制度的国家里才可称为权威。对于其制度和西方有差异的国家,GDP很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苏联在其历史上从来没有统计过GDP——日本1968年的“世界第二”是把苏联排除以后的排名——只是公布它生产了多少物品,统计“工农业总产值”,并据此宣称它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1985年前和苏联一样只公布“工农业总产值”,但在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多达210种的今天,却放弃了这种朴素的统计方式,令人深思。

 

对中国来说,GDP统计的最不合理之处在于著名的“币值低估”问题,即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义上相等的货币在中国有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的购买力。如果进行修正,按购买力评价统计GDP的话,中国2001年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超越美国也不会为期太远。可是,这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同样没有被中国采用,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和它的货币汇率一样被严重低估。

 

这一点在中国还真不是问题。在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今,“故意被低估”的思想广泛地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个领域里,甚至成为一种“潜规则”。应该说,在经济方面,适度的“被低估”对中国确实是有益的。正是由于“被低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更多的投资、技术和发展机遇,并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实现了入世。如果WTO的成员国们能估计到中国企业在入世后的扩张速度,这些优惠条件就很难争取到了。通过牺牲面子,中国得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果实,值得钦佩。

 

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的另一个核心。自从90年代初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以来,中国一直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引人注目,不轻易批评别国,不主动申请国际义务。这种低调的政策在90年代主导了中国外交,面对美国单级主导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坚持用“政治上正确”的外交声明和谈话,而不是非常明确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这种置身事外的处理方式降低了中国的话语权,但却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了中立者、和平者、甚至“美国霸权受害者”的形象,获得了一定的同情。虽然现在的中国比90年代开明得多,影响力也强得多,但90年代时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却比现在融洽得多。这不能不说有“被低估”的功劳。

 

有趣的是,“韬光养晦”政策理顺了外交政策,却在中国国内遇到了挑战。在“公民意识”崛起的大背景下,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关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全民围观外交部”的局面。在外交上,国民最需要的是存在感和安全感,不可能像外交官一样思考。“被低估”是由资深官员策划的低调政策,与社会转型期陷入浮躁的国民心态实在难以相容,结果外交部动不动就被指责为“抗议部”、“对外交出主权部”。

 

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划定了与邻国之间的边境线,保障了未来的和平,但对“韬光养晦”充满不信任感的国民却把这一贡献当成了罪过。在某些愤怒的公民们看来,中国的每一名外交官,在任何时候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反应迟缓、语义含糊、套话连篇,因此谈判肯定会在外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一败涂地,最终丧权辱国。于是,各种荒唐的“真相”在新出现的互联网上到处传播,今天被印度敲诈若干土地,明天又让越南骗走了某某山头,有一条谣言甚至说,俄罗斯在边境谈判中夺取了相当于三个日本大的一片国土……
这些荒谬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恐怕与“被低估”不无关系。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今天,由中国主动造成的,世界对中国的普遍低估应该改变了。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节能减排、国际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非洲的发展等等,如果没有中国的深入参与就难以解决。特别是对东亚国家来说极为棘手的朝鲜半岛问题,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国家已经很难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了。中国有必要行动起来,通过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来获取各国的由衷尊重。http://blog.qq.com/qzone/622006290/1282098569.htm?pgv_ref=aio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