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应以更大胸怀迎接外来人口

(且慢言大城市“人口爆炸危机”/从中华民族的全局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

 

童大焕—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北京已陷入人口爆炸危机。”有专家如是说。( 2010年8月16日 《新京报》)

    担心大城市病而且担心资源局限,一直是我们对大城市人口增长心存警惕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今年以来,不只是舟曲县一个地方,从春到夏,从东北到西南,整个中国都受到自然灾害的猛烈攻击,说明人口与资源紧张的矛盾,不只发生在大城市,江河上游、西部等地区也许更为严重。

    联生活周刊:洪水退后:吉林农民的生存问题——“想打翻身仗都打不了。现在什么都没了,不光我家,别人家也一样。”原本的黑土被冲得一点不剩,只剩下裸露的卵石和黄褐色的沙土,像是沙滩。洪水过后,村民开始一点点把断壁残垣往外刨。

    《新世纪》周刊《舟曲警报》:事后看来,舟曲在劫难逃。多重因素催生和加剧这场劫难。罕见暴雨骤降于地质条件极差的干旱陡坡,陡坡上植被在数十年前被彻底砍光,这让山洪有充足“弹药”形成特大泥石流。县城近十几年的扩张过分挤占了三眼峪沟河床,灾难由此被几何级数放大。

    2008年7月14日《新京报》:大多数汶川人并不愿意就地重建,在757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739人要求异地重建,甚至有村民表示:“就是迁到新疆边陲,也不再回去了。”他们的理由几乎一致:担心泥石流毁灭家园。

    汶川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今天,泥石泥席卷汶川的时候,重灾区又是当年的地震重灾区!

……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家防总2010年8月4日 发布的消息,2010年1月以来半年多时间里全国共有28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1.4亿人,因灾死亡1072人、失踪619人,倒塌房屋11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096亿元。受灾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妨再思考一下不可逾越的“胡焕庸线”)。按现在的流失速度推算,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降低40%左右;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增加一倍,届时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在水土流失和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双重作用下,土地越种越瘦,许多地方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舟曲泥石流发生后,甘肃省提出增加向新疆移民,缓解舟曲环境压力。但那样会不会加剧同样生态脆弱的新疆的资源和环境紧张呢?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把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合在一起考虑。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宋代以来,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在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是永远正确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 (歌德)就像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最节约土地一样,大城市也最有利于环境和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按建成区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比2比3.1。这还不算农村居民砍伐、开荒耕种等活动面积。

    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结果一定招致自然的惩罚。大江大河和生态脆弱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滞留过多人口,必然导致过度开发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灾难,也直接对下游大中城市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等构成威胁。

    人类是一个整体,中国是一个完整的家园,东部大城市关起门来,是解决不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的。不论从古代风水还是现代科学角度,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中西部地区都是中国的后山圣地,应当以生态建设为主。保护中华民族的“龙脉”,应该是中西部/江河上游地广人稀,谨慎开发;东部,江河中下游尤其是下游大城市化。

    人口转移的问题,就应该放在这个大视野下通盘考虑。除了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该顺应市场规律,尊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 让东部城市突破制度壁垒,以更大的胸怀迎接外来人口。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更应该转变思路做出表率。这才有人口、人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