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重要的事件之一，台湾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属于温和改革，而大陆的土改则属于暴力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当然不是共产党心血来潮，从其早期的理念和行动来看都是如此，只不过因时势不同而有所收敛罢了。抗战军兴，共产党为了摆脱自己被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除了接受将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外，还接受了国民党要求不能没收地主土地的条款，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得以实现。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共产党也从没有停止过对地主土地的暴力没收，只不过在那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地公开化而已。
到了国共内战转折的1947年，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加紧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以便争取许多包括无业游民、地痞流氓等无地者的支持，从而补充对国民党作战的兵源。对于1947年的土改，官方一手培养的作家刘绍棠曾说：“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我是刘绍棠》）
这样的观感和认识绝非刘绍棠一个人所独有，曾经参加过1947年土改的机械部退休干部冯志轩就曾痛心地在《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里回忆起一系列残暴的做法，包括他亲自看到自己的地主父亲的惨死。作家鲁顺民的《“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对晋冀鲁豫土改的残暴性，有非常如实的描述。其中最为残暴的细节是，斗争大会将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荫冠的鼻子，用铁环穿起来，令其儿子、党员牛友兰牵着游街，牛因此被活活斗死。四九年后，牛友兰虽官至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但其惨淡的荣华全是父亲的尸骨奠就则无疑。至于四九年得鼎后，中共土地改革的血腥，也有不少人描述，其中最出名的是作家野夫的《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实》，一方面他父亲代表新朝参与土改，另一方面他们家也毁于土改，这样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何止野夫一家？如学者顾颉刚1951年3月3日便记载有：“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共产主义本要打倒资本家，无如帝国主义保卫之，打不倒，乃移其祸于我国地主。地主中固有恶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网打尽，讵非冤也？”（转引自余英《未尽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P72，联经出版社2007年3月版）为地主鸣不平是对的，但顾先生也太小看中共为恶的能量了，资本家不是他们打不倒，而是还没有到时候，他们收拾起人来还是满有战略上的秩序感的，远非山贼样的乌合之众可比。
像这样的人间惨剧，官方主宰的宣传体系和文学话语是如何表述的呢？只要看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小说的人，就不难知晓他们是如何为掩盖自己暴力夺取别人土地而涂脂抹粉的。土改的惨剧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为止依旧没有产生过与这样的人间惨剧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张爱玲反映土改的《赤地之恋》和《秧歌》不错，但还算不上伟大；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则只是关于土改的回忆和纪实性作品——与同样悲惨的苏联产生过《日瓦戈医生》、《癌症楼》等伟大小说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与官方从无认错检讨、高压管制有关，而近二十年来，官方则用经济收买让作家们对这样的历史事件视若无睹，而健忘的国人和知识界自然也很少有人愿意重新去审视这段不该忘记的历史。
官方对土改的叙述策略是什么呢？学者张英洪在《“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以湖南溆浦为例》有非常详细而清晰的阐述，其步骤如下：诉苦：“预热”革命斗志；批斗：宣泄阶级仇恨；没收：瓜分胜利果实。这种说法，不仅在许多史料上可以得到证实，而且在作家《茹志鹃日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里也有清楚的记载。作家茹志鹃不多的土改日记里非常曲折而真实地记载了她作为土改工作队员，如何苦心孤脂地去唤醒乃至煽动所谓贫雇农的阶级斗争意识，写出了“积极分子”的势单力薄。茹志鹃多次发动农民对地主的举报揭发，都没有发动起来，使她异常苦闷。正好反过来证明农村所谓的阶级对立根本不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般势不两立，而是为服从他们暴力革命的需要。茹志鹃说：“该村仍旧在旧势力的掌握下，群众还不敢出头说话，还不敢翻身，还是怕。基本上是军事力量与土改的关系如何密切，若写一个农村变革，若是忽略了军事力量的背景与动态，那是错误的。”（P13）这进一步表明，不少农村所谓的阶级对立，是他们挑逗起来以便于进行暴力土改的必要，因为必须以军事力量的高压作为土改的背景。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下，群众也并不主动响应，更不用说积极工作了。
如果说1947年的土改是为了争取兵源，来达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那么1949年得鼎后的土改，则是为了肃清农村不稳定势力，增加粮食收入，为了干部和军队的开支，特别是为了抗联合国援朝（官方说的“抗美援朝”）的军粮之需。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化局美术工作室编《贵州农民翻身影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翻身农民新气象”、第二部“在反封建斗争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三部“组织起来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其中第二部包括有“军事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缴爱国公粮”等，就可以看出土地改革与这些事情是紧密相连的。第三部则有“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这种以小组共同劳动，合作社统一来销售的做法，被官方认为是提高效率的很好方式。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土地未分多久，就出现了互助和集中劳动的现象，虽然土地暂时尚未集中，但我们也不难侦知1955年后的农业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渊源。也就是说，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刚分得的土地，就已经埋下以后被强令统收的远因。
1949年后，很多著名人物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如陈垣、潘光旦、冯友兰、沈从文等。很多人回来或写过散文纪实作品，或写过与思想改造相关的土改思想汇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与土改同时进行，或者说让知识分子参与土改，是改造其思想的催化剂，而费孝通的书《我这一年》（三联书店1950年8月初版）和集众人之手而合成的《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4月25日初版）——《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的作者计有裴文中、费孝通、叶浅予、王芸生、冯友兰、罗常培、吴晗、萧乾等——也算是与土改同步进行的思想改造汇报。此种现身说法，是为了便于帮助官方令更多的人尽快走进思想改造的大熔炉，从而彻底使知识分子噤声，并利用这种寒蝉效应，来达到使整个中国毫无异议之声的目的。
作家沈从文在四十年代就受到左倾作家的围剿，1948年郭沫若更是在《斥反动文艺》里对沈从文出言不逊。到了1949年新朝得鼎后，沈从文不能不为之颤栗惊悚，一度近于发疯。后在华北革大学习，那些抽象无味的、假大空的东西令他郁闷不快。接着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九十四天里，于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积累了不少关于土改的素材，作有速写《远望卢音寺》和报告《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同时写的四十九封家信里，有多处谈到土改和文学创作的情形。后来他还写了两篇小说，一为《中队部》（其实名为杂记更准确），二为《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但终其一生，不曾给任何人看过，连至亲好友在他生前都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中队部》所写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土改工作人员接听上级电话时的工作汇报，而《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则塑造了一位“活宝”财主的形象。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两篇小说都应算是失败之作。但我要说，正因为它是失败之作，才成全了沈从文的声誉，否则像丁玲、周立波那样歌功颂德的土改小说，有何荣耀可言？
这当然不是沈从文有意想把这两篇小说写得失败，其实从他的主观想法和生活氛围来看，他何尝不想尽快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新朝的认可呢？但沈从文身上固执的人道主义却成了他无法抒写“新社会”的障碍，这在四十九封家信里多有留露。这就像学者张谦芬在《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里总结道，他之所以不能适应新朝的文学抒写要求，主要在于他关心“非政治化的日常审美”、“非阶级论历史描述”、“事功之外的个人抒情”，这样的写作路径，完全与新朝的意识形态要求大相径庭。沈从文转行研究文物、服饰等传统文化，而无奈地放弃其写作，从这里已“先天”地注定了。
2010年8月17日下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