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毅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民生, 读书
2008年元旦，北京已是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五十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着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同时从祖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汇合。
能够来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推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农村老家。
老徐是个好熟悉的人，他的故事让我们习以为常，两年来，我们在北京的工地上遇到不下几百个象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象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祖国的南方等待着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让我们对底层的故事放出内心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又倍感辛酸。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轰隆隆的大工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一幢幢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我们身在的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路扩张到五环路，并正在朝建设中的六环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是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征。
当我们陶醉于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遭遇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轰鸣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 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2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在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具体说来，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其核心信念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向运动”。他认为以前的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19世纪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为什么去关注建筑工人？今天看来这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我们最初的打算是进行农民工社区的研究。2007年底，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距离市区大概10公里。村里本地居民3000多人，外来人口多的时候达到一两万人，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被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开发商正在和村民洽谈房屋拆迁的事宜。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建筑工地和建筑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这些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为了讨工资跳楼、堵马路、爬塔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建筑行业的黑心经营者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疑问让我们对建筑业、对建筑工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但这一人数多达4000万的群体却长期被遗忘在角落里。相对于南方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建筑工人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这同建筑工人群体的规模及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地”。国家、资本和劳工等多方力量都在建筑工地这一场域得以集中展示。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实际上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借鉴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般认为，建筑工人的农民属性更强，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化系谱的话，他们当属序谱的低端。建筑工人亲手打造了精美的城市，但他们却距离城市文明最为遥远。工程一结束，他们就要被迫离开，他们永远生活在城市的最边缘。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村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他们的反抗，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
在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亲自走进工地去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我们力图摆脱空洞的数字和抽象的描述，去还原建筑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从2007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在最初桃源村工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又扩展到北京周边的四个工地，直接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访谈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建筑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建筑工人，理解建筑工地上的劳动关系（包工制度的历史及其维持条件），我们还在春节和麦收秋收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在河北保定、邢台、邯郸等地建筑工人比较集中的4个村庄展开调查。
两年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地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难以进入，建筑工人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触。在和建筑工人的接触当中，我们怀着真诚的心聆听他们的故事。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更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原则：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不应该是单纯的信息提供和索取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的研究，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回应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和困境。我们动员周围的老师同学给工人捐赠图书资料，在走访工地的时候免费提供给工人借阅，每周到工地上为工人们播放一场电影，缓解他们打工生活的单调乏味。我们在桃源村建立活动基地，为工人开设文化活动室，免费提供各种文化活动，在丰富他们打工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地提升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也介入到一些讨薪和工伤索赔事件中，陪伴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