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两个晚上看了冯仑老师的《野蛮生长》，很有启发。冯仑老师从事房地产行业，经十几年成长为民营企业领军人物之一，生意早就做到美国，与国际社会接轨。
他出书的目的外人说不清楚，只是知道按道理他应该读过不少世界顶级企业家的传记，而后竟然敢自己写一本书，还会谈人生、谈幸福，这需要敢于面对历史考验的勇气。
对我来说，本书的最大价值是本土化。他写了一个行业从无到有，从体制的缝隙里野蛮生长，最后竟然也长出大致健康的生物的过程。冯仑老师尽可能地公开了他对这个过程的理解，给出一定的答案。这项工作只能由像他、王石等这样的亲历者才能写出，因为这是本土化的经验和价值。
从某种程度说，地产化行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案例价值，它的背后是一切行业远离体制，走入市场，进而专业化、国际化。以这一点说，地产业对于媒体业当然有参考价值。
不论从起点还是现在，房地产业民企到体制都要比媒体与体制的距离远。民企至少可以注册成独立法人，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媒体不行。所有的媒体只是体制的延伸，某种程度上是体制应对市场化的产物，而非市场逃离体制从而自发生成的产物。
我这里的媒体指市场化的新闻媒体，既所有依靠官方机构的以市场方式运作的媒体，比如党报党刊下属的子报、子刊。以下沿用这一媒体的狭义概念。
由冯仑老师的书，我对媒体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中国媒体发展滞后。
与体制距离远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追寻市场原则，尊重国际标准，更专业化，发展快速。反过来，与体制距离越近，发展受束缚越多，发展越慢。在改革初期各行业差不多，没有高下之分，30年过去，不得不说，行业带来的差距越来越大。
媒体在很多年前就主张政治家办报，至今依然如此。去年在广州范以锦还在讲这个。这在我看来，其实是个悲剧。什么时候可以主张市场办报，企业家办报，那才会是进步。当然，对照国外经验，媒体不能完全由企业家去办，也不可能完全由企业家去办，即使是《今日美国》。但我们所认同的新闻规律，天然要与企业家合谋才能实现，而不是与政治家合谋。我这里的企业家也包含职业经理人在内了。
政治家办报，在我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在体制与市场冲突无法避免而体制又攥着媒体命根子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的策略。政治家主编要处理的，不是读者需求的问题，而是如何与体制交流、博弈，寻找稍纵即逝的发展空间。
但基本上，决定一个媒体发展的根本条件，甚至是主要原因是，它与体制博弈的空间、本钱有多大。或者说，它的后台有多硬。南方报业集团，如果没有80年代广东特有的政治格局，没有天高皇帝远和依靠香港的地缘优势，恐怕有多少个政治家也难为无米之炊。
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既依据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论述，以市场为需求（市场化媒体本身多少是一个规避风险的伪装意义的词语），其实就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原理。崇尚公民社会，崇尚发展民间组织。
这意味着，市场媒体必然与以推崇宣传和集权的体制发生对抗，而且对抗性比通常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大，可能还大很多。民间所说的，某某媒体还讲些真话，这恰恰既是，媒体的利益既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对抗。
由于长期处于如上所说的状态，由于媒体无法摆脱体制，导致媒体无法进一步市场化，专业化，导致媒体的管理滞后、混乱，也没效率。比如新闻出版署的所谓官方认证的记者证，本身无法可依，无道理可讲。比如媒体与宣传机构在理念、利益上的冲突给上下级关系带来的扭曲。
后者直接导致在市场媒体发展到30年后，拥有10年以上经验的第一代媒体精英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很简单，他在底层采取的价值观、积累的经验和上级主管对他的评价体系是完全相悖的。宣传部门不可能让市场精英控制媒体，又不能不对市场做出反应，甚至获取利益。所以就出现宣传部门派主编，市场精英当执行主编或者副主编的复杂层级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上层管理的失效与约束，导致行业发展滞后，制度建设滞后，在市场媒体的中层到底层，媒体更像一个江湖，这和冯仑笔下民企发展初期阶段非常相似。
江湖其实是一个潜规则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基于人本身的性格、心胸、情商和情感，而不是制度。
媒体爱向底层员工灌输新闻理想，也是因为制度的缺陷，不得不采取非理性的手段进行管理。这和梁山好汉在山头上升个替天行道的旗子没什么差别。而在另一方面，收车马费又是很多记者默认的常态。
任何一个行业的人都有理想，但很少有一个理想是以行业界定的。
再有，由于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无法深入，导致绝大多数的媒体以信息的粗加工生产维系生存和发展，这本身就会排斥老员工，却大量依赖于廉价的年轻劳动力。基本上，情商、勤奋、人格魅力成为在这个行业生存的必要条件，而行业本身也标榜这样的人物。在行业中成名或者得到认可的所谓顶级人物，也多少在专业化能力上不完美。当然，这是时代和条件所限，他们的价值与荣誉并不会被贬低。
可以说，这算是这一代先驱的具有悲剧性的命运吧。
第二，互联网的介入影响媒体的发展
这是个复杂的命题。互联网的带入极大程度拓展了言论自由，甚至是对传统宣传理论的完美绞杀。这是媒体和互联网的共同利益，互为盟军。
但是反过来，互联网承载了传播和公共舆论空间的内容，从而抢了媒体一部分饭碗，也分了很大的利益来源——广告。互联网多元的、海量的、高速的、细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又反过来干预了媒体在一定时期的的生产方式。
日报不再快捷，信息几乎免费，单篇阅读时间更短，更追求文字效率。
对于深度报道来说，这倒未必是坏事，因为深度报道是需要细读的，生产方式也是更精细加工的，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对所谓真相的专业叙事。在以快和量就是一切的当前互联网阶段，这一块内容绝对不是互联网的范畴。
总得来说，互联网更为市场化、专业化，分流了媒体的空间，改变了新闻的生产、传播，甚至可能触及到关于新闻本质的变革。这必然给媒体带来压力，也导致媒体人才外流，尤其是更崇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人才。
互联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前文说得资深媒体人的归宿。但问题是，由于资深媒体人的经验在于政治家办报，而并没有更为规范的市场化组织的从业经验，所以并不是所有资深媒体人到互联网都能成功转型。
第三，成功过早带来幻觉
不能不说，媒体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尤其是已经成名的媒体，比如南方报业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像民营企业一样相对健康的野蛮生长，却被赋予了貌似强大的话语权，给从业者带来幻觉。
譬如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几乎都被当作英雄看待，而不是基于理性的专业性评价。
毫无疑问，这样的幻觉会遏制野心，会约束心胸和气度。
这大概也是所有行业在市场化初期都会有的现象。只是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个人觉得这种幻觉持续得有点太长，长得让我对这个行业快绝望了。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