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村夫先生讲的立法要注意可操作性，我同意。但是，谈到老板暴力对待讨薪，其实，是另外一个违法行为，由于暴力对待讨薪带来的后果可以按照治安管理条例和刑法处理。至于跳楼、自残这种和欠薪之间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仍是无法定的。不管情理上能否接受。
站在农民工一面真正担忧的不是立法的操作性，而是，面对有后台的企业，这种法律根本就不会被执行，不管你规定得多么可操作。民诉法规定7天必须立案，清楚了没有。法院不遵守。行政诉讼法规定清楚没有，法院仍不受理案件。公安也一样。这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
[批评/回应]“恶意欠薪”司法解释的另一面
———8月25日个论《恶意欠薪入罪亟需司法解释》
本人身处农民工“一线”，自己讨过薪，也为老乡讨过薪，深知讨薪不易，明明劳动所得，却如同讨饭者乞求施舍。其中滋味，讨了便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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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立法者需要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件规定得详细严格，把跳楼、跳桥等流行但不合法的严重后果排除。”此说当值商榷。
首先，“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件规定得详细严格”当然应该，但“把跳楼、跳桥等流行但不合法的严重后果排除”则不可一刀切。如果讨薪者跳楼、跳桥，甚至自残自杀与被讨者(资方)恶意欠薪，甚至暴力对待讨薪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直接因果关系，资方难道也一点责任不负吗？“跳楼、跳桥”讨薪不合法，老板暴力对待讨薪者显然也不合法，所以，立法者在“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件规定得详细严格”时，也应对此规定得“更详细严格”，这样才能体现立法保护弱者的最大诚意和公平性。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工钱讨到了再加赏“两个大嘴巴”的可悲后果。
再有，“跳楼、跳桥”讨薪绝非“流行”，而是被逼无奈，谁会无缘无故拿自己性命做赌注？几百(千)元工钱对老板无所谓，然而于农民工来说，却是柴米油盐、孩子学费等家庭生活开支急迫之需，正是这种“急迫之需”才使一些孤立无助的讨薪者做出“跳楼、跳桥”的一时冲动之举，他们的目的只是想引发社会关注，以“督促有关部门”帮他们解决问题。此举虽然有欠冷静，实乃走投无路，而与“流行”无关。
干活拿钱，是一种最原始的劳动交换，理应得到社会尊重，受到法律保护，但长期的立法空白导致法律在“恶意欠薪”上始终是一名“旁观者”。作为一名农民工，早就渴盼“将‘恶意欠薪’规定为犯罪条款”，如果这一条款最终在刑法中予以体现，我们讨薪将有法可依，也将在讨薪过程中少受委屈、侮辱和暴力侵害，那些恶意欠薪的老板也会慑于法律的威严，依法支付我们的劳动所得。
与作者不同，对“恶意欠薪”立法，我的担心是“实际操作性”。譬如，现实中，具体什么情形下劳动者便可控告资方恶意欠薪？如果老板笑对讨薪者，说给却拖着不给，算不算“恶意欠薪”？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有时讨薪者急着讨薪后回老家，如果来回折腾，讨薪所得将不够路费。
还有，一人讨薪，其亲戚、朋友会不会遭到“牵连”，甚至受资方“合理刁难”而失去工作？这种事我在帮老乡讨薪时就遇到过，权衡利弊之后，许多讨薪者为了让亲戚、朋友不因自己讨薪之举而失去工作，便主动放弃讨薪。如果“恶意欠薪”立法不对此作出具体规定和详细解释，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资方就会利用此点威胁、钳制讨薪者，成为握在手中反制讨薪者讨薪的一把利器，这不仅大大削弱“恶意欠薪”的法律效果，也损害了劳动者权益，让无辜者为“恶意欠薪”买单，这显然背离了“恶意欠薪”立法初衷。(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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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后遭遇现实操作性障碍的法律(条文)并非没有，所以，“恶意欠薪”立法应尽可能避免现实“操作性障碍”。否则，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劳动者极有可能陷入手握法律却不能、不敢讨薪维权的尴尬境地。鉴于现实考量，这样的提醒并非多余。 □村夫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