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8月17日举行的“医疗产业论坛”上，几位主讲嘉宾相映成趣的发言很是耐人寻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中国主要大城市的许多医院，其技术和设备的先进水平足以令外国人羡慕。他1995年去美国医院考察时，从医院的药品表上发现，胺片青霉素还是美国医院的一线药，而那时这种药在中国许多医院里已基本不使用了。中国药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宋瑞霖则说，中国人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现在吃的药远低于非洲那些撒哈拉以南贫困国家的黑人，他们从国际上得到的援助药品，是按国际标准生产的，而我们的质量标准迟迟不肯提高，因为提高药品质量是要成本的，而在中国目前的医疗采购过程中，我们执行的是唯价是取，谁的价格低就选谁。
把这两位嘉宾的话结合在一起，恰好可以生动反映出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经过多年过度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医疗行业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按市场价格收费、主要面向高端人群的医疗机构和医疗设施获得了长足发展，只要你肯出钱，在中国目前基本上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总体医疗服务质量低下的状况却迟迟得不到改观，以至于出现了中国人用药质量赶不上非洲灾民的情况。宋瑞霖主任上文讲的恐怕还主要是中国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更加严重。还是宋主任的话：我们现在有103万乡村医生，实际上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恰恰是他们让农民在得病的时候能够有人去求助。
本次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国农村的很多卫生院，它们本应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向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但不少卫生院却设立了“高干病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贾康把中国医疗行业当前的问题归纳为两点，一是过度市场化，二是过度官场化，出现了比照正部级医疗待遇以及正局级、正处级、正科级医疗待遇等现象。过度市场化是政府推卸自己提供均等化公共医疗服务的责任导致的，而过度官场化又使政府本已严重不足的公共医疗投入过度向官员、公务员和某些特定人群倾斜，使中、下层百姓获得的公共医疗服务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贾康提出的这“两化”问题呢？论坛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给大家举了陕西神木县的例子。她说，神木县的“免费医疗”实际上主要是对穷人免费，像公务员、企业职工还是要交费的，但穷人真的是免费，而且得到的待遇和县委书记是一样的。神木县委书记对她说，神木要做到“医病医贫医天下”。
当然，以神木一个县的财力是医不了“天下”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财力能否让全国农民都得到神木老百姓那样的公共医疗服务呢？杨燕绥说，神木每年的医疗费用支出是1.5亿到1.8亿。如果就按1.8亿算，中国目前有2,010个县级市和县，一年的医疗费用就是3,608亿元，大约相当于中国政府半个月的财政收入。中国2009年的军费开支是1,500亿美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只需拿出相当于军费开支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彻底解决中国7亿多农民的医疗问题，政府真的没有这个财力吗？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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