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寶
「他认为艺发局一向予人闭门造车的印象，而且把资源分配变成主要任务，忽略了整体长远计划，他认为引入各艺术组別后的艺发局，不应只为个別界別爭取资源，而是要放眼全局发展。」（《信报》艺发局条例获立会通过，记者访问胡恩威评语，1994年5 月4 日）
「有今年文学杂誌的评审委员梁新荣公然表示，『不是你（杂志）做得好便要资助』，称香港文学界山头眾多，若有一本杂誌占去大部分的资助、或长年受艺发局资助， 就不合乎『公义』。」（邓小樺：〈艺发局是如何倒退的？ ——从杂志资助管窥艺发局的重重问题〉），2010 年3 月29 日《信报》）
都是白头宫女话当年。九十年代初的艺术界，有两桩政策/政治大事——是否爭取加入立法局功能组別和艺术发展局的成立。前者是如何最终成为了长期由霍震霆独佔的「文化、出版及体育界」怪胎，我已印象模糊。然艺术发展局的酝酿成立，却一直占据我大学时代的新闻视野。末代港督史无前例地为殖民地搞文化基建，1993 年找来海外顾问为香港撰写《艺术政策检討报告书》，再在財政预算案拨出一亿成立艺术发展局，取代成立于1982 年的演艺发展局。那是一个仍有市政局、区域市政局、文娱康乐广播科、艺术资料及资源中心（ARIC）、文化界联席会议……的年代。陆恭蕙、文世昌、徐咏璿、胡恩威、曾叶发、苏耀祖、荣念曾、李锦萍、何庆基、祈大卫、黄清霞、郑新文、谢俊兴、卢景文、靳埭强、蔡仞姿、刘霜阳、梁秉钧、周永成、林汉坚、王纯杰……等仍在《信报》、《星岛》、《新晚报》、《明报》、《华侨日报》、《快报》、《年青人周报》、《越界》等大谈文化政策。过渡在即，諮询组织升格为享有独立行政权力及財政的法定组织，还有一定的「民主成份」！文化界的雀跃可想而知。殖民地政府说了便是，委任以何鸿卿爵士为主席的预备小组，以文康广播科为负责政策局。官民之间互动紧密，艺术团体发起影子选举，部份最后由港督接纳委任，逐渐確立包括「官首」（局/署代表）及「民间」成员架构，並以艺术媒界为分组原则——终於在1995 年5 月3 日获立法会通过成为法定组织，由艺术界团体提名代表，加上委任成员，1996 年1 月1 日正式上任，是为首届香港艺术发展局。
艺发局（艺术发展局原简称艺展局，2000年改简称为艺发局）草创时期，可说受到末代政府的祝福，首年预算为6,800 万（1992/93 年两个市政局的艺术经费才只有5,100 万；而演艺发展局则为3,514 万；当时一个半职业舞蹈艺团每年预算才约为50 万），首个五年计划以「艺术表达自由、多样化及多元化、艺术的整体发展、发展香港本地文化」为原则，跨越九七。草创时期的成员颇能超越界別视野甚至具前瞻性。例如1998 年资讯科技广播局发表电视政策检討諮询文件，艺发局隨即提出政策建议；对新实行的版权法和新兴的公共艺术作专题介绍；著重研究与发展，出版多项文化政策报告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新男」事件以至油街艺术村存亡，都是站在捍卫表达自由与生存空间的一端。
几个致命的关键
一、派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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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容易守业难，艺发局变成眾矢之的，既有歷史必然，也有人为偶然。如上所言，饿惯了艺术家应如何去分掉6,800 万肥肉？艺圈那么小，人脉关係千丝万缕——谁有权批款？应遵守哪些约束避免私相授受？都是从错误中学习。早期的批款程序可说是相当土炮——不分门类以活动项目方式由委员逐单审批，之后全数一次过拨交申请人。未能证实但在艺圈中一度广为流传的，是某知名前辈把擬作出版艺评刊物的款项挪用到私人业务上，结果生意失败，刊物烂尾；也有委员曾批款给同是艺术家的妻子。然公共资助的良性反应，是催生出更多艺术计划和接到更多拨款申请——但委员都是义务性质的，遇到拨款会议，几乎要通宵达旦。把大量时间精力消耗在一蚊几毫的爭拗上，又如何去「捍卫艺术自由」和促进「整体发展」呢？於是，在徵询过律师意见后，艺发局在 1999 年把资助机制与政策制定及主导计划拆开，前者由受薪的审批员以不具名的方式断件计工处理，后者则继续交由委员负责。
二、官司不断
是艺术家特別喜欢讲道理，还是艺术家搞行政注定一塌糊涂？前述审批员制度衍生成繁复的申请、审批以至查核程序，除了是韦伯式的程序理性胜利之外，还与艺发局官司不断或受资助者滥用公款有关。对艺发局公信力最大衝击是文学艺术小组委员会主席胡志伟，1995-96年夸大其负责刊物《香港笔会》印刷量，骗取 56万9000多元作其他文学推动用途。其后2001年小交响乐团前总监余汉翁遭廉署捡控，於1997-99年亏空公款620万，以支薪方式发放予妻子。最惨是文艺活动財政向来捉襟见肘，並无专款专用概念，案件只属冰山一角。於是艺发局不得不徵询廉署意见，收紧拨款程序——专款专用、提交报价单、制定薪酬指引、拨款分期开票、尾数要待计划报告及帐目获通过查核后才发放给申请人。各种防君子难防小人的机制，终令艺术界怨声载道。
我这个白头宫女也做过几年审批员，常见情况是明明被批得一文不值，提案最终还是获得批款；而被打高分的又跌落十八层地狱。同儕保密审批原是保障公平的机制，用在追求卓越的艺术行头，却变成平均——甚至平庸主义的实践。何况更加难缠而「虾碌」的不是钱而是程序——王锐显便曾两度投诉及控告威尼斯双年展徵案程序出错。第一次是2003 年由Para/Site 以「寄穴」提案胜出。场馆面积由前届3,500 呎缩小至1,076 呎，艺发局並没有通知王锐显，王认为此举导致甄选过程不公平，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甄选结果及赔偿，结果艺发局败诉。第二次则在去年由 Tobias Berger 策划白双全的「製造（完美的）世界」，循局內机制上诉， 「成功」阻延了计划开展。
三、选民与界別樊篱
没有公共资助的年代艺术界尤可相濡以沫，有了艺发局即从此天下多事。如今重看，艺术家之从广阔的文化视野掉入金钱与权力之爭的幻局，也许正与整个香港社会功能组別化有关——1992 年文化界爭取功能议席，其选民基础大抵正是以狭义的媒界或行头为界线，包括戏曲、舞蹈、戏剧、电影、写作、音乐、电台、舞台技术、电视、录像、视觉艺术、漫画、文化研究、设计。入局不成，变成资源之爭。就手头资料作一点粗陋的论述分析：1993 年8 月27 日《信报》刊登了一群视艺工作者对「临艺局」组成表达不满的广告声明，当中指出文康广播科的选民资格及委员成份厚此薄彼，向演艺媒介倾斜。因而要求十三个议席应包括「艺术界各类不同之功能组別。而每一类界別只能有一个代表席位，其中必须包括视觉艺术界及文学界代表。」共六十二个联署个人及团体，当中包括已逝世的蔡浩泉、唐景森、夏碧泉、麦显扬；和现已不再或不太活跃的李锦萍、王纯杰、曾伟恒、毛文羽、陈松光；和仍为艺术界「揸fit 人」的文楼、刘小康、吕丰雅等。公平原是美德，但这实在令我想起上届选举论坛，那些只为三数万元拨款而焦急地著候选人要独为自己界別爭取比其他组別更多资源的选民。
四、特区政治
有怎样的选民便有怎样的议会。如何决定谁有投票权，大抵已说明瞭选举的结果。別误会我要在这里提出政府的阴谋论，引入左派团体。而是香港唯一专责艺术的独立法定组织，为什么只向艺术生產者问责，而不是向普罗艺术消费者——市民负责？在普及与专业之间，艺术界明显选择了后者，影响所及不但收窄了选民基础而使得艺发局多半像个行会组织，亦同时巩固了后过渡期以至遗祸特区年代、以职业为界的功能组別政治。更可惜的是，向专业倾斜，並未能让艺发局「远离群眾」，破格出新。较前瞻性的艺术社团不是朝生暮死，便是不屑经营会员名册。散兵游勇的艺术家往往不是跟公投一样对选举毫无兴趣，便是到了选举才发现自己没有选民资格。相反，不少歷史悠久而且善於联谊的组织却成为左右大局的票仓。於是选举不单成了左、中、右之爭，更成了专业与业余、传统与当代大混战。
当然，倒行逆施的还有特区政府。2001/02年艺发局受「拆局」（两个市政局）以至整个文化艺术架构重组而被「雪藏」—— 先是因文康广播科解散而被拨由民政局掌管，后由於当时主席何志平发表「养懒人」言论：他表示有百万艺团收了钱不演出，艺发局要洗脱「艺术综援局」及「艺术猪肉局」形象，必须重组云云。峰回路转的是艺团遭削资在即，何志平意气风发，料文化委员会主席为囊中物之际，却突然杀出个张信刚，与艺发局成两头马车。实际是张与何明爭暗斗，最后两个组织合併不成，无法成为兼具制定政策与拨款权力的「文化艺术局」。隨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何志平受董特首重用，从艺发局主席擢升到民政局长，然而2003 年七一之后董特首下台，肥何不被曾特首重用，2007 年黯然离开官场。然而经何志平一任，艺发局自此被收伏于民政局的强势领导之下並没收兵器。自2004-05 年度拨款有减无增，一直难破2 亿大关。扣除主导计划，能直接落入民间的款项就更少。
艺术拨归民政范畴，本来並无不妥。不过正当各地纷纷打破公共与商业壁垒，推动创意產业，不再以牟利和非牟利为界，成立各种推动机构时，艺发局却被框限在低层次的民政架构之內。加上作为主导者还是资助者的角色，在资源侷促下更加难以找取平衡。处方与局方急欲与產业接轨，却欠缺弹性及相关经验。例如 2003 年与香港电台和广九铁路推出的「艺力无限 ─创意列车设计活动」，既无创作费，版权更由主办单位所拥有，条件苛刻。艺发局自「不养懒人」后，变成带头剥削艺术家的贩子。
结论：我们真的是敌人吗？
细数十五年血泪史，不是要搜索黑材料，更不是要挑起又一场世代之战。而是艺发局落得缺乏財力与公信力的下场，人人有责。选举在即，不禁要问：「我们真的是敌人吗？」何况选举机制，是不同界別选民均有权选出其他界別委员——换句话说，与其笼里鸡作反，不如翻身越过墙，提升政策辩论水平，「凝聚艺术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协调行动，推动香港成为亚洲的文化重镇，促进本港艺术的蓬勃发展，让香港成为艺术人才匯聚之都」。（择自艺发局官方网页的「本局使命」）
资料整理：小西、杨毓瑋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