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致金姪女（其實應該是「姪」還是「侄」？只見台灣的國語辭典說「侄」同「姪」，真不知如何分）「襲警」事件，連日都是話題。昨日（周五）裁判官維持原判的決定一出，公司不少人都一臉驚訝－－這當然包括我自己。今日（周六）讀報，斗大的標題說，當事人「嘲（諷）」眾多在法院外守候的記者是「動物」，恐怕又是火上加油，令普羅大眾對當事人的不滿、怨恨升級，非要見到她入獄不可。
有政黨組織周日遊行，有報道說「全城高呼上訴」。固然，裁判官阮偉明的決定，明顯不符合眾人的期望，但是正如今日《信報》的社評所說，今次事件揭示的，是檢控方面的疏失，如果檢控一方是要將被告打入大牢不可的話，為何不如判罰更嚴重的罪名來起訴？不過整宗事件，實在是一樁「不巧」的總和：法官似乎沒有考慮到被告已經有兩次「前科」的紀錄（如果換作是行「三振出局」制度的地方，恐怕被告已經永不超生）、被告又是法官的親戚、社會近日又彌漫仇富的氣氛，加在一起，就令這次風波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在現時民意洶湧的情況下，將被告判處更重的懲罰，在我看來，卻是弊多於利。現時所謂「震怒」、「嘩然」這回事，情感的不滿高於一切，但是法庭判案，實不應、亦不可以依賴「情感」或是一己之喜惡去左右決定。如果裁判官改變判決，將被告判囚，當然會換來社會、傳媒的掌聲，但是轉過頭來說，又是不是民意影響判刑？即使是聲言沒有，這個陰影仍然揮之不去！民意的形成，某程度上是傳媒和受眾互相強化的結果，但這種「民情」是一時的，缺乏（相比之下）令人難以信服的理據－－尤其是當此被摻入不少社會問題元素之後。在維持原判，與改判（後果是惹來民意影響法治的「瓜田李下」之嫌）之間，換作是我，我還是會選擇前者。
如前述，目前各界對案中被告判刑的不滿，都摻雜了不少社會問題元素，雖說我們會強烈質疑，為何裁判官會對一個已經有兩次前科的被告格外開恩，以及他作如此決定的理據，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作出這次判決的法官，過去判案時都傾向從輕發落，但是他那些判決，都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我們不滿這次裁判，實應從法理方面入手作出解釋－－例如多次重犯是否予以重判、應否釐清襲警罪的判刑指引、檢控部門的辦事程序是否要改善等等，而非高叫那些「法律面前，窮人含Ｘ」的口號。
這正是這宗風波，已經開始「失焦」的原因。香港近年不少具爭議的事件，每每發展到最後，都會走入失焦的怪圈。幾年前的豔照門事件，我們只顧討論當事人道歎是否真誠，而非關注全城民眾不理「道德」，男女老少都爭相傳閱、討論照片的荒謬；早前導遊阿珍「怒罵」內地遊客，到了她本人出來道歉以後，就好像沒有人再關心，為何造成這宗事件的制度－－零團費的問題。
現時律政司已經就裁判官的決定上訴。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更應關注的，是日後「襲警」罪的刑罰該如何訂。現時警方動輒以襲警罪，來對付遊行示威中與警方衝突的示威者，如果他日上級法院將今次事件的被告，處於比較嚴厲的懲罰（以目前形勢推論，很有機會實現），這個案例會不會成為警方，用來對付「衝突常客」的武器？現時社會出了甚麼問題，大眾都有要當局加強監管、執法的傾向，但是需要留意的，是這些的訴求背後，卻可能釀成成公民自由遭侵蝕的「特洛依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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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警案的另類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