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最近,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大量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些(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因素会消失”。

虽然樊纲教授点明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国经济到底还能高速增长多长时间并不太确定,10年、20年还是30年?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许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响,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数(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虚指不是实指。也许,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谙此道,说30年只是虚指(没准儿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体多少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谁也不知道,只有事后才能知道。经济学家如此信口开河的时间预测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却很值得关注,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20世纪末,在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了20年后,曾经出现了诸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质疑之声,但随后的10年,中国经济依然继续着增长奇迹,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依然木秀于林。但是,奇迹总有落幕的时候,两百多年来,从欧洲奇迹、美国奇迹再到东亚奇迹,尽管经济学家还没有彻底参透经济增长的秘密,但通过对过往奇迹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国理应也逃不出他们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经济增长的秘密》,几乎梳理和整合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所有理论。最初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来发现体现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资本积累的水平;接着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影响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因素,包括研发水平和规模效应等;进而引申出了对国际贸易和制度因素的关注,因为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知识积累;同时收入不平等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神秘之处在于,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同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比如国际贸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创新带来了繁多的商品种类,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冲淡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同时影响着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同时也决定一国的贸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于什么是制度?简单地说,制度是授权、引导和激励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大多数中国人往往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制度问题,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见真理并非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个问题却是经济学家难以直面并解决的。

对照中国经济来看,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似乎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改革出现了停滞,开放出现了大踏步的前进,也就是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

但到了目前这个节点,我们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有些过度了,而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人口红利的即将终结,将放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不利影响,而物质资本积累也将因为国际贸易的放缓而放缓;从知识积累来看,研发投入不足,山寨满天飞,国际贸易也没有如愿实现“市场换技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是外资随时可以撤出的加工厂;收入不平等的愈发严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至少迫使政府开始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关注公平,从而减弱了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力度。

面对这样的不利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底来自何处。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日本当年的最高点。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就要求政府缩小权力半径,给公众以权利和自由,不能再让权力的大棒任意挥舞,因为中国经济的蛋糕在权力的切割下已经难以自发成长。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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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点评]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多少年?